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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二)

作者:和谈  
2018-01-04 05: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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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1日,麦卡锡带着一位助手坐火车来到了华盛顿。在当时,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还只能使用专门供他们使用的旅馆、饭店、电影院和出租车等公共设施。从北方人眼里,那时的华盛顿还只能算是南方的一个镇。但是对那些出生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美国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外国的城市。

在国会大厅里,安装不久的中央空调改善了议员们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在夏天,凉爽的室温让议员在发言、辩论时不那么容易烦躁、激动了,国会议事日程也因此从过去3月到7月改成从1月份到8月份。不过国会仍然有很多规矩并未改变,像论资排辈。国会里的论资排辈是公开的,比如像座位排列和发言顺序,那永远是根据议员的资历而分配的。职务也是。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永远在资深议员之间轮换。只有等老议员退休或者落选后,资历浅的才能向上移动。这点可能比其他工作场所还要严重。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是,新晋议员被希望首先成为工作狂而不是想怎样争取尽早博得个人的名声。

新议员进入哪个专门委员会也是非常关键,有点类似过去中国过去毕业后被分配去哪一个城市,或者进入机关后到哪个处室那样。一个人通过一层一层竞选最后进入联邦议会,他们大多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或者说都有雄心和抱负。议员大多都是法律专业出身,他们当然希望在司法、外交、拨款等影响比较大的委员会里有一官半职,至少有一席之地,日后可以发展,麦卡锡也不例外 。但是国会工作的性质和特色对麦卡锡这么一个既没有行政也没有立法工作经验的人都非常陌生。竞选公职的过程是怎么夸大对手的弱点和缺点。它既不需要有同他人合作的姿态,也不需要有任何妥协的必要。但是一旦赢了进入国会,大家都是赢手,又都是辩才,整个游戏规则也不一样,这时就需要有不一样的个人技艺和技能了。而麦卡锡“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参议院那些规则的内涵”(《R》P47)

1947年1月3日,第80届国会开始议事,麦卡锡被分配在参议院“常设性调查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PSI )在当时该委员会主要职能是监督、调查政府部门内腐败,低效和管理不善等问题。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对象。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它的权力却可以大而无边。因为任何涉及法律、法则、法规的政府行为都可以成为目标。事实上,当1952年麦卡锡赢得再选后出任PSI的主席,他把该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无所不至的范围。

1月4日,也就是麦卡锡宣誓成为参议员的第二天,他脱开其职能委员会的角色,以个人名义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发表了对北美矿工联盟(United Mine Workers)罢工的一个声明。让他感到吃惊又欣慰的是,隔天《纽约时报》引用了他的声明。在那个平面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上纽约时报的没有无意义的文字。这让麦卡锡意识到那是议员个人制造新闻、左右舆论的捷径后乐此不疲。(这个手法也一直被国会议员们使用到今天。)但麦卡锡因此破了传统让同事侧目,让他后来一直没有能在参议院同事间形成良好有效的工作关系。可以这么说,麦卡锡从一开始就没有打下根基,也没有结成同盟,而且他一直没有机会涉足那几个重要的委员会里,更没有担任过领袖职务。

到了麦卡锡任期就要过半的49年,参院共和党对各委员会人员做重新安排,麦卡锡从“银行委员会”里调出换到“华盛顿特区委员会”里去。为此麦卡锡写信给参院领袖抱怨道:“共和党只有我一个参议员没有在主要委员会里任职,这让我在家乡选民面前很没有面子。”不过共和党领袖没把麦卡锡的抱怨当回事,他的同事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同情和帮助。在他“出名”前,麦卡锡在议会里的政治身价是很低的。《R》P. 52

同麦卡锡相比,从加州来的众议员尼克松的运气就好很多,因为他直接分进了“非美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众议院“非美委员会”设立于1938年5月,它是战后以来影响最大的国会调查机构。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美国立法、行政都在民主党控制底下。

非美委员会最初是用来调查那些被指控同共产主义、法西斯有联系的公民、个人,政府雇员以及社团组织的颠覆和背叛行为,1945年,根据79届国会通过的“601《公法》”(Public Law 601)授权改成常设机构,由新泽西民主党众议员哈特(Edward Hart)担任主席。“601公法”赋予非美委员会极大的权力,它调查范围可以包括一切意图摧毁、破坏这个受宪法保护的国家政权形式的任何可疑的颠覆或宣传行为。也就是说,非美委员会的调查可以是在行为发生之前而不是之后,这同一般的刑事调查完全不同。也和法律保护言论自由有冲突,这是让受到冲击的那部分民众产生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来由。然而在战后苏联间谍活动让其原子弹研制提前获得成功等大背景下,美国民众给非美委员会反共调查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具体条款请参阅“Public Law 601, 79th Congrass”
http://nyx.uky.edu/dips/xt7zcr5n9g1t/data/82m1/82m1_5/82m1_5_5/126246/126246.pdf)

1947年共和党在众议院掌握了多数席位,这是他们在少数党位置上等了14年后的一次翻身机会,上台后立即加大对共产主义渗透调查的力度,以作为对民主党多年来控制白宫的反弹和反制。在多党制政体下,议会在野党在立什么法、调查谁这些问题前完全无所作为,尽管先前民主、共和两党在反共这个议题一直多有合作。1947年3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非美委员会作证,他解释道:不能因为美国共产党成员人数还占不到注册选民的百分之一时而忽略他们,他们的成功在于“渗透能力”上。《R》P.57

胡佛是麦卡锡主义背后的推手,也是麦卡锡指控材料的直接来源。在FBI档案里当时有这么几个前美共投诚党员:本特莉,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和卜登兹(Louis Budenz,189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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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莉的本科是在纽约州一个私立女校(Vassar College)读的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1934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修研究生课时,她的室友介绍她去参加“美国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联盟”(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的活动,在那里她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而他们都是美共党员,1年后她也加入了“CPUSA”。从时间先后上看,30年代美国发生的“大萧条”让一部分美国人以为共产主义可能是一种新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另外,由于同情、欣赏当时苏联抵制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让一部分年轻人觉得加入共产党属于一种时尚。如后来因出卖原子弹机密给苏联而被处决的卢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1918-1953;Ethel Rosenberg,1915-1953)。他们夫妻两人当时都是纽约地区活跃的“共青团”积极分子。

作为新进党员,本特莉每周除了要参加四次会议外,还要上马列理论课,参加集会,上街发传单等活动。由于毕业后一直在学校做临时工,慢慢地她把从事“党务”当作全职工作了。1938年,本特莉遇到了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逖米(Timmy),他们很快就住到一起。逖米经营着一个旅行社,实际上是在替苏联间谍提供包括护照在内的旅行证件,他同时还操作一个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间谍网。在逖米的指导下,本特莉很快学会了间谍工作的基本技能。说起来,那段时间还是她第一次有一份情感生活和正式职业。1941年,逖米得了心肌梗塞,本特莉接替了他的角色,苏联那边还给了她一个“聪明女孩”的代号。在她的联系名单里,有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司法部的官员。

43年逖米去世,KGB秘密特工、公开身份是莫斯科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苏联人成为她新的上司。新上司要求本特莉把她手下联系人的名单统统交给他,她没有从命。45年初本特莉有了新的情人,上司知道后提出要送她到苏联去,这时她感到了一种危险。8月份她开始接触联邦调查局人员,但还没有下决心坦白。11月,她得知她的线人、美共机关《工人日报》前总编卜登兹宣布退出美共,并准备向FBI交待自己双重身份后,本特莉才决定投诚,交待自己替苏联人收集、传送情报的间谍活动。无疑那是她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既可以避免苏联人的暗算,又可以免于美国法律的责罚。

联邦调查局有理由相信本特莉提供名单的可靠性,因为除了卜登兹外,《时代周刊》编辑钱伯斯在39年时也已经向FBI自首并提供了他所知道的在苏联间谍网里的美国人的名字。FBI给本特莉设了一个代号,还制定了一个极其缜密的保护计划,要她继续同她的联系人保持联系,这样可以反过来为联邦调查局工作。45年11月20日,胡佛把本特莉的案件情况通报给英国同行,谁知道那时军情6处负责人(Kim Philby,1912-1988)居然也是苏联间谍。他随即把美国来的情报内容转告给了苏联人,莫斯科再命令本特莉的线人立即沉默、转入地下。这让FBI没有收集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那些人的间谍活动,这在当时让本特莉的坦白失去了获得证据的机会。不过后来通过“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见维基)破译出来的苏联情报证实了本特莉交待内容的真实性。(见http://spartacus-educational.com/USAbentleyE.htm)

进入1947年后,经过评估,司法部认为本特莉投诚案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保密,遂决定把她所指控的美共间谍和其他非法活动案件提交给纽约南区的大陪审团。

围绕本特莉的指控,大陪审团听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47年7月开始持续到48年4月,共有23名证人/次。出席7月22日第一个听证会的证人是纽约一个化学工程师布劳斯曼(Abraham Brothman),他也是本特莉间谍网络里第一个由她独自接头的对象。(1950年11月被以妨碍司法被判处7年徒刑附加$15,000罚金。)最后一名证人是农学家哈里斯(Lement Harris ,1904-2002)。第一阶段的听证看上去纯粹属于调查性质,而那些证人要么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要么否认一切间谍活动后,刑事调查并没有继续下去。

在政府方面,胡佛也觉得这些人被起诉的可能性很低,所以他有选择地把本特莉的案件透露给了一些议员,他的动机是想推动国会公开调查。因为在当时,一个人被怀疑为美共党员、被传唤出席国会听证会那本身就可能会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足够的损害,从而影响他们的仕途和职业前景。(见维基“Benteley”第37条注释。)

必须承认,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比如在30、40年代反共浪潮推动了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但更多的时候,一些意外事件的合力也在要么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要么推动或者阻碍历史发展的速度。在麦卡锡成名之前,48年发生在本特莉身边的一些事件引出了希斯(Alger Hiss, 1904-1996)伪证案,对希斯的国会听证和司法审判推动了民众反共热情,而希斯案定罪则给了麦卡锡反共的动力和依据。

1948年7月,在大陪审团第一轮听证结束后,本特莉决定把自己的故事透露给公众。她私下约见了纽约《世界电讯报》(New York World-Telegram)记者,该报马上在头版登载了一个“暴露间谍网的美丽年轻的金发女郎”的系列报道。7月31日,非美委员会把本特莉叫到作证,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看到有人起誓后向公众陈述:“我亲眼见到有美国公民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P. 24。以下简称《H》)非美委员会对本特莉的证词没有完全信服。过了周末,8月2日将传票送到钱伯斯《时代周刊》办公室,要他明天来国会。隔天,钱伯斯除了证实本特莉证言中部分人员名单外,他还加上了前国务院官员希斯的名字。两天后希斯主动要求到国会,他表示根本不认识钱伯斯,同时也否认同美共有任何联系,并挑战钱伯斯到国会之外的场合重复他的指控。(公民在国会作证免于承担诬告、诽谤等法律责任。)当钱伯斯在《同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里重复希斯是美国党员后,希斯以“诽谤”罪将钱告上了法院。

围绕钱伯斯的指控,纽约大陪审团听证随即进入的第二阶段,时间从10月19日到49年5月17日为止。

8

仅仅从他们的外表和履历上,面对钱伯斯、希斯一个指控、一个反控的场面,人们多半会把信任票投给希斯。希斯在哈佛时代同学曾经有这样评论:“如果希斯和英国大使站在一起,人们大概会觉得希斯是大使,而大使是希斯的随行。” 《H》P.2

希斯在哈佛法学院担任过《法律评论》( Law Review)编辑,他也是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882-1965)教授的得意学生。毕业时,教授给他在最高法院找了一份凡法学院毕业生都向往的工作——给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1935)担任助手(Clerk)。离开最高法院后希斯又分别就职于波士顿、纽约两个著名律师事务所。1933年,又是在弗兰克福特(这时已经是大法官了。)的引荐下,希斯到“罗斯福新政”底下一个新设的部门"农业调整局"(Ag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担任律师。34年4月参议院了组成“军火工业特别调查委员会”时,希斯去了参议院。后来又到司法部联邦总律师(Solicitor Genaral )办公室。1936年,32岁的希斯进入国务院、成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

那样光鲜的履历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但那还不是全部。1945年希斯担任罗斯福的助手出席了雅尔塔会议。他还是1945年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美国代表。会议结束后,那期《生活》(Life)杂志封面就是希斯手捧将由杜鲁门总统签字的宪章文本走下飞机舷梯的画面。当48年钱伯斯在非美委员会说希斯是美共秘密党员时,那简直像是在华盛顿扔了一个炸弹。

同希斯光鲜背景相比,钱伯斯的履历就灰暗得多了。钱伯斯在纽约读完高中后,1920年在威廉姆斯学院注册,但是没有多久便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的写作能力获得了同学们的肯定,他是学校学生杂志的编辑,还编过一个剧本。他的语言能力也超出常人水平,法语、德语都达到”流利“程度,甚至还自学中文、俄语。不过他在哥伦比亚也只待了两年就退学去了欧洲,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1924年回到纽约后定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25年正式加入美国共产党。之后,钱伯斯担任过美共报纸《工人日报》和《新群众》杂志的编辑以及德语翻译。1932年,钱伯斯受美共指派转入“地下”,在纽约地区秘密为“苏军军事情报局”(Soviet Army'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y)和美共之间传送情报。1934年春钱伯斯被派往华盛顿,8月份落脚在巴尔的摩。就在那时,希斯跳槽到了参议院工作,这样他和钱的秘密生活有了交结。

从1937年开始,钱伯斯成为他那个间谍网的头儿。不过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他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产生了怀疑。钱那时已经有2岁和4岁的两个孩子,孩子让他有了不同的责任感;他对每天做复印、递送政府文件给苏联人的事情产生了疲倦,毕竟那和他的专长太不一样;美共成立快20年,他开始感到共产主义缺乏有效的业绩能够影响、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再加上苏联那里的政治迫害和大清洗,这让他开始有了一种担忧。7月份,他接到通知要他去苏联,钱伯斯很自然就找了理由推迟不去,同时给自己准备了一些“证据”以备将来之需。1938年4月,他不告而别,私自脱离了间谍网,在佛罗里达躲了起来。半年后他决定还是以真实身份回到社会,因为那样可能更安全一些。

1939年8月,钱伯斯被《时代》周刊录用后不久,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让钱伯斯断绝了他十多年来对共产主义曾经有过的信仰和忠心。9月初,钱伯斯通过朋友到华盛顿见了当时的一位助理国务卿,把他曾经参与的间谍活动以及另外一个间谍网的情况全盘托出。联邦调查局觉得钱伯斯不是“一线”人物,所以案子就被搁置起来。后来在尼克松追查下牵出希斯间谍案让联邦调查局后悔丢失机会和面子。

“时代”公司总部设在曼哈顿。一开始钱伯斯的工作是负责写书刊、电影评论。为了逃避被发现的可能,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有时晚上就睡在里面。外出吃饭,他总是设法坐在餐馆对着门的那个角落,好像随时可以应付破门而入的KGB特工似的。1940年他写的影评《愤怒的葡萄》被老板鲁斯(Henry Luce,1898-1967)发现后大加赞赏:“这是到目前为止《时代》最好的电影评论,把太太和我的感受充分地表达和展现了出来”。(《Luce and His Empire》P.196)钱很快被提拔到杂志社最重要的“封面故事”部门,处理、编辑、修改杂志社驻世界各地记者发回来的稿件,有的甚至重写。由于他强烈反苏、反共立场,经他修改过的“封面故事”有时和记者发回来的原稿初衷完全不同,这引起了尤其是驻重庆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1915-1986)强烈反弹。由于鲁斯支持钱伯斯,亲共的白修德愤而辞职离开了《时代》杂志。到了48年秋天,钱伯斯也因为他美共秘密党员、苏联间谍身份在国会听证期间被彻底曝光而辞去杂志资深编辑职位。

一些后来人们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是,40年代国会高调、密集调查美共间谍及其他非法活动时,很多过去曾经同共产主义活动有过联系的人对国会传唤避之唯恐不及,即使被迫到场,也多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作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可是希斯却表现得完全不同。48年3月他已经出席过非美委员会的听证,否认自己同美共有任何关系。8月份被钱伯斯点名后,在国会决定是否需要再次传唤他之前,他表现得很迫切,主动要求再次出席。另外一个问题是,希斯应该知道自己过去的秘密经历,可他居然还以“诽谤”罪把钱伯斯告上法庭。正是在那冗长、彻底的法律程序上,那些对他不利的证据一点一点被拿在人们面前,而他的罪名也一步一步被证实。

不错,希斯确实有傲人的经历,这从司法诉讼过程中他的“品格证人”(character withness)的名单里也可以看出:两个现任联邦大法官;联邦波士顿地区法官和上诉法官;司法部首席起诉律师;伊利诺伊州长;海军部长等。这样的证人阵容恐怕是历史上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无法企及和复制的。 人们不禁会问,难道身份和地位真的能够让人失去基本的思考、判断能力了吗?不过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正因为希斯的名誉地位让他在个人政治方面不能承受一点点损害。所以他必须孤注一掷、挺而走险。

1948年夏天,非美委员会成了民众关注的焦点,其成员似锥处囊中。最后尼克松从希斯案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尼克松在“非美委员会”成员里面不仅年纪最轻,资历也是最新,所以是最后一个发问。那时该问的别的议员都已经问到了,所以轮到尼克松时他的问题是:1933年是谁介绍你到罗斯福政府里工作的?恐怕当时谁都不会知道这个问题会把调查引向哪里。希斯先是不肯直接回答,“因为现在人们都怕沾上共产主义的边”,不愿意在听证会上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尼克松坚持希斯回答他的问题,这样希斯才说是大法官弗兰克福特推荐的。如果事情到这个时候为止,美国历史也许会完全不一样。希斯接着说,大法官原是哈佛教授,而我在哈佛时是他的学生。希斯停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你是从惠特尔学院毕业的吧?(Whittier Colloge, CA)(《H》P. 31)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也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希斯提到尼克松的学校显然是不合适的。不仅因为那和问题本身毫无关系,而且他们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加州一个不知名的学院,这种悬殊背景让人感到希斯有点盛气凌人。作为当事人,尼克松一定不会享受那个片刻。后人自然无法把这作为尼克松坚持调查希斯间谍案的直接动因,但是在其他议员觉得可以结束对希斯的调查后,尼克松提出由他独自承担下一步的取证工作。

历史上,对非美委员会的作用和意义并非众口一词。但是如果仔细了解那些证人后可以看出,委员会并没有捕风捉影、随便把人叫到国会来扣上一顶共产党的帽子。由于钱伯斯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如藏在南瓜地里的胶卷,用希斯家的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文件等证明他对希斯的指控,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希斯。由于法律对间谍案有明确的追诉时效,法庭最后裁定希斯伪证罪成立。如果把这一切放到冷战期间政府雇员中的美共党员确实在为苏联提供机密情报这样的背景底下去看,非美委员会调查共产党听证会的积极意义仍然大于它造成的“红色恐怖”。

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社会反共调查最强化、最集中的40年代中后期,参议员麦卡锡并没有机会参与进去。1950年1月21日,陪审团对希斯伪证罪作了有罪裁决。希斯案是尼克松日后政治生涯的奠基石,作为一同进入国会的同事,麦卡锡只是在一旁近距离地目睹了尼克松崛起的全过程。1月25日,法官宣布了判决希斯有期徒刑5年的结果,这一天距离麦卡锡那个著名的“威林镇演讲”只有两个星期。



--原载:《纵览中国》,2018-01-02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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