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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内幕--前中共干部亲述(下)

作者:萧雨  
2017-06-27 08: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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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共存 谢党隆恩

1949年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用刘晓波的话说,“章伯钧当年的上当感逐渐复活”。

程干远:“反右”对他们的教训是很残酷的。过去胡适到台湾以前,毛泽东就做了他的工作,写信给他,通过地下党,希望他留下来。当时胡适看了信以后说,国民党的民主自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但是共产党是个有无的问题。恰恰是他的儿子没有听他的话,留在北京,最后自杀,尽管写了很多骂他父亲的话,但是还是不能过关,被迫自杀了。

胡适的这番“民主多寡有无”的话其实是引述储安平1947年发表在《观察》杂志的文章。

储安平,时任《观察》杂志社长兼主编,因为经常刊发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储安平从上海逃到北平,周恩来还亲自去探望过他。

隔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还当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乔木的推荐下,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但短短几个月后,他的一番“党天下”言论触怒毛泽东,成为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再度遭受严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给友人留下一张字条后,就去向不明,从此人间蒸发。

官方承认的数字说,“反右运动”中正式划为“右派”的有55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但实际上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如此。中国学者许良英认为,如果算上被诛连的亲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有500万。

程干远:我到统战部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当中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人都是惊弓之鸟啊,因为有一些人敢于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里对共产党都是噤若寒蝉的。

“解放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帮了共产党很多忙,特别是民盟这些人。在知识界,当时学生一直在闹学潮,在所谓的蒋管区,金融风波啊,都是通过“民主人士”来实行的,用他们的手段搞垮了国民党。结果他们得到的下场都是一个个被关在笼里面。共产党这种过河拆桥,完全不讲信誉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间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对这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共产党是没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讲的都是好话,但是私下里不会信任共产党的。

对于很多“民主人士”来说,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犹在耳边。当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反右运动”后,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产党的真面目后,将这段话戏说为,“长期共存,谢党隆恩,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程干远:“反右”以后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有的人就总结了一句,我们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听,跟,走”。听共产党的话,紧跟党中央,中央说什么就是什么,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党中央,走社会主义道路嘛,这就是我们改造的目标。

解说:80年代初,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获得平反,中央级“右派”中只有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们就是专门干小报告的”

对于“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统战部都留心记录。当年,程干远在统战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写简报。

程干远:我们自己有个定期的刊物《统战工作情况简报》。这个简报有时候就提供给省委统战部,有时候提供给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有时候就会根据这些简报登在中央统战部内刊上,作为一些机密文件来传阅。

美国之音萧雨:听起来很像是搞小报告的。

程干远:我们是专门干小报告的。哈哈。

打小报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主党派里的干部。

程干远:这些干部中间有一部分叫“交叉”党员,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过去做地下党的,他们就参加“民主党派”。“解放”以后,他们在“民主党派”作为专职的干部。他们的目的就是和这些上层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个“民主党派”当时都有一批“交叉党员”。这个就是统战部当时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对象。通过他们去接触党外的这些“民主人士”,经常地汇报他们的动向。

比如吴贻芳这样的大统战对象,原来金陵大学校长,后来安排做江苏省副省长,因为她是女的,那我们就专门派一个女干部,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时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小报告就到手了。

程干远:我记得当时有个“民主党派”的副市长,工商界的,共产党把他当作左派来看的,这个人有一些活动力量,后来被安排了副市长,他就通过和一些工商界头目经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们的一些真话套出来,然后向统战部汇报。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共产党的掌控中。他们在私下里讲的一些话,统战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说:一些打小报告的人是“民主党派”中公开的中共党员,比如 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愈之。

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录 《往事并不如烟》中写道:“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之。”

直到“反右运动”过去40多年后,章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那个少女时代的她认为对所有人都好的“冯伯伯”,其实是统战部派到她家负责监视父亲的“卧底”。

除章伯钧外,费孝通、潘光旦、罗隆基、钱钟书等诸多政界和文化领域的精英都曾是冯亦代的监控对象。但是尽管冯亦代当年极尽所能,积极向上级汇报监控成果,他的入党申请却始终没有获得批准。


【中国诸多政界和文化界领域的精英都是统战部监控的对象。】

2000年,冯亦代出版《悔余日录》,对自己当年为摘掉“右派”帽子,充当统战部告密者的行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冯亦代自己道出真相,这个秘密恐怕还会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这类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个。

程干远: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训之流的,赵朴初,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地下党员。丁光训还是第一批派到美国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到美国来的,以神学留学的身份,得到神学博士的党员。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一直到政协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1950年,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对于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会团体,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要通过其中的进步份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逐步地改变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赵朴初是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平日里,他只和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单线联系。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

程干远: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个影响太大了,他们有些国际上的影响。一公开人家觉得你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么是共产党员。你怎么搞一个共产党员来主持一个很大的佛教活动?那影响太坏了。

“文革”期间,曾有一位潜伏在庙里的共产党员露了馅。

程干远:他是假和尚,他是我们派进去的卧底,在和尚中间,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一些红卫兵,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因此就批斗。他被批斗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说,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产党员。

有时统战部还通过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个人隐私,以此为把柄让他们俯首帖耳。

程干远:这也是共产党对外不能公开的秘密手段。比方说有一个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个小老婆在上海,还有一个在南京。他每个礼拜都坐飞机到上海。但是他不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闹市区中心的楼上保留了一个小的办公室,他利用这个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为经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儿去,就给公安部门发现了。公安部门就监视他。这个事情就跟统战部汇报了,因为牵扯到他这个的头面人物,不敢随便动啊。

统战部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就要我和另外一个工商处的一个干部去提审,调查一下这个情况。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饭店的服务员,还有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工资都比较低。每次给她们20块、30块,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以后向部长汇报了。

如果公开处理他,就要把他撤换掉,对我们政治上也是一个损失。这样部长就找他谈话,要他写个检讨。他一听当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写了一个书面检讨。部长就把检讨交到党那边,以后不管共产党讲什么话,他都表现得很积极,非常听话。这个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位安排,还得到了提拔,本来是政协常委,后来还弄到政协副主席,因为他听话嘛。

两会--统战部导演的木偶戏

1949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当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全文6000余字,没有一处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各“民主党派”之上的执政党。

直到中共建政40年后的1989年,中共中央才终于出台文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民主党派”定义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

但是从50年代开始的所谓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协商对话、共商国是的双周座谈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程干远:双周座谈会,现在还在实行的,中央统战部现在还在做的。所谓协商,当然就是共产党给“民主党派”做指示了。双周座谈会是一个形式,参加的都是各个“民主党派”的头头,还有的就是统战部的部长,有时候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直接出面跟他们所谓“协商交流”,也就是给他们做指示,做报告,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给他们讲,然后大家表态,表示拥护。

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是统战部最忙碌的时刻。

程干远:整个会议期间有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大会秘书处,这个是公开的一套班子,比如说政协的秘书处,人大有一个人大办公厅,他们做联络工作,他们也出简报。

还有一套就是我们统战部干的,那个就是内部简报了。这个简报几乎也是每天一期,我们是开足马力天天来干这个。这个都是会外的讲话,通过会外收集的情报。

小组会议专门有联络员。一共有两个联络员,一个是对外的,是人大、政协这些机构派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统战部派的。统战部这些处长们都是联络员。他们每天都要汇报情况。比如今天这个政府报告讲完了,会上都是讲好的,一片好,形势一片大好,全是按照共产党那一套讲。背后当然有人就讲了,背后当然有一些牢骚的话。这个只能给参加会议的统战部长或者市委的常委这一级的人看的。

“民主人士”中流传一句话,统战部是“党外人士的组织部”。两会代表这类政治安排少不了统战部的精心策划。

程干远:所谓的民意代表就是共产党安排的代言人,为共产党说话的人。两会代表的人事安排首先是由统战部人事处来安排的。人事处提出初步名单,由统战部长来画圈圈。然后提交到书记处讨论,然后由书记拍板,然后才能定下来,然后去发证书。

会场上党外人士的发言稿也一律事先经过统战部审查。

程干远:实际上我们是两会发言稿的一个内审组,但是我们不公开的。我们不说我们审查你稿子,不会说。如果我们看这个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就说你去讲。如果是有问题的,我们就要跟民主党派的干部说,你们去沟通,语气上应该怎么样。这些人当然很领会,来的肯定是党的意思嘛。实际上他们在发言,我们都知道,这个稿子我们早就看过了。

统战部的另一项任务是确保选举万无一失。

程干远:两会有一个党组,它叫临时党组。临时党组一般都是统战部长当负责人,或者市委副书记担任临时组长。保证一定按照名单投票,不能乱写。你一般要保证全票通过,有少数人投票不同意,这个他们事后都要查的,要查谁投反对票的,下次就要考虑你能不能再当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所谓民主体制的一个真相啊!

程干远说,每当他看到那一群衣冠楚楚、手提公事包的人鱼贯进入会场,一齐举手,一齐鼓掌,一个个毕恭毕敬上台发言,他都觉得这像是一场木偶戏。统战部是这场大戏的导演,自己曾经是那些木偶的牵线人。

陪大统战对象李宗仁游江南

在程干远的统战生涯中,接待前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下江南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宗仁是著名国军桂系将领,在1948年的国民大会上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当年10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李宗仁没有同行,而是去了香港,之后更是带着家人远走美国。

中共从50年代中开始派人和李宗仁接触,争取他返回中国。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回忆说,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他曾五次前往北京,每次都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从美国转道瑞士,最终抵达北京。李宗仁归国作为中共对台统战工作的重大胜利,一直为大陆一方津津乐道。

程干远:蒋对这点是特别忌讳的,因为他当过副总统。副总统投共了,对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挫败。

当时李宗仁的待遇是按照国务院副总理的待遇。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定的。对李宗仁的安排问题原来有个讨论。周恩来他们想给他一个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很不好安排,因为安排他一个政协副主席就在张治中他们之后了。毛泽东当时有个批示叫“不安比安好。”不安比较好说,就叫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宗仁先生。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张支票给他,20万人民币。当时20万人民币是不得了的。当时20万人民币什么概念,那就相当于现在2000万都不止。

1966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病故后,周恩来安排李宗仁下江南散心。

程干远:当时阵势还是很大的。他们来都是专列,他们享受国家元首级待遇嘛。我当时的任务就 。这个简报就是一个特殊简报了,不是给我们部看的,这个简报是给中央看的。中央统战部有个简报叫《零讯》。这个简报是直接给毛泽东看的。我的任务就是把他(李宗仁)讲的话,每天的活动的情况写成简报,然后用加急电报,通过公安部的保密电台直接发往北京。第一天晚上发去,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就能看到。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喜欢看《零讯》?这个有一种帝王心态,他喜欢看他原来的对手,现在变成他的阶下囚,他的思想、面貌,他感觉到一种胜利者的喜悦。李宗仁应该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很敏感,对于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他很清楚,尽管他出来前呼后拥,但是他知道他的一言一行肯定是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所以他讲话不是乱讲的,尽管他好像谈笑风生,但是他是有分寸的。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打开吃人机器的大头钉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国各地武斗成风,天下大乱。这年夏天,程干远遇到了人生中的一次劫难。

一天,他的一个笔记本被人翻了出来。扉页上的毛主席像上有一些红蓝铅笔画的圆圈,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眼镜,颇为滑稽。那是多年前一个邻居家的小孩调皮画上去的。就是这样一个孩童的信手涂鸦让程干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程干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开除工职,下到农村去监督劳动。先是坐牢,又下到农村去监督劳动,等了六、七年时间嘛。68年被抓,关了一年,69年出来,到五七干校,到70年就下到苏北农村,最苦的地方。


【离开中国,远离官场,程干远说,这是一条心地光明的路。】

直到1980年胡耀邦亲自做了批示,他才得以落实政策,返回南京。从那以后,他远离官场,开始潜心从事法学研究。

2000年,程干远退休后来到美国。在海外生活的这些年,他看到共产党的这部“统战大戏”还在重复上演,卷入的演员不仅没有减少,还大大增加,范围也在中国大陆之外不断扩展。

程干远:统战部有好多直属的机构,对外都不说是统战,像欧美同学会、黄埔同学会、以同学会的形式,一般的理解同学会就是大家交流友谊、联系联系,但是这些作为中央统战部的直属机构,是有专职人管他们的,策划这些人怎么活动。它所有的活动都在统战部的掌控之中。很多是打着宣扬中国文化、儒家学说之类的。我们留下一个历史,为了使大家更清楚中共的运作过程。

程干远在《中共统战部揭秘》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回顾我的一生,在大陆生活六十四年,可以说都在做党的“螺丝钉”,是为这个红色政权在流血流汗。也许我这颗“螺丝钉”的纹路不太对,总还保留着“人性”的劣根,所以总是拧不到一块去,有时还被掷得头破血流,最终成了打开这部吃人机器的一枚“大头钉”。

离开中国前,程干远本有机会重返官场,但他发誓今生不再做共产党的官。对比中国官场的五光十色、声色犬马,他在美国的生活平淡简朴,但是他说,这是一条心地光明的路。 (全文完)



--原载:《VOA》,2017-06-23
https://www.voachinese.com/a/history-mystery-united-front-work-department-20170622/3912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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