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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打败共产党

作者:余杰  
2017-01-11 03:37:50  
发表评论 [2]  推荐本文  正体


--陈冠中《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邦史》

作为政治流亡者的毛泽东孤零零地死于苏联克里米亚,黑海之畔的疗养院毕竟比延安的窑洞舒服;而一统天下、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则在总统任上死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他的晚年不必忍受台湾的潮湿和炎热了——当代历史上并未发生的事件,逼真地出现在陈冠中的小说《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邦史》当中。如果蒋毛二人的结局不同,国共两党的境遇自然不同,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与地区乃至全球格局也会呈现为迥异的面貌。

这本书当然不能在中国出版,但在中国的读者比台湾和香港更多。很多为共产党的暴政所苦,又没有在白色恐怖的台湾生活过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最爱做的一个“青天白日梦”就是:假如国共内战是相反的结果,国民党打败共产党,此后统治“大中国”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那么人们唱的新歌就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一定会比台湾更民主、更自由。香港作家陈冠中没有停留在做梦上,他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国共易位”的“想像之书”。

在流行“穿越剧”的今天,这样的“虚构历史”因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而显得与众不同。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指出:“《建丰二年》的写作再度证明文学介入历史、政治的爆发力。史统散,小说兴——我们需要小说家的介入,需要小说创造新的关键时刻。”《建丰二年》或许可以看作是《盛世》的姐妹篇:在《盛世》中,作者描述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宛如《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般浮华而恐怖,人民饮用灌注迷幻药的自来水,载歌载舞、不知今夕是何年;而在《建丰二年》中,作者将美好的想像赠与国民党政权:一九七八年,国民大会在南京“选举”少总统蒋经国成为第六任中华民国总统。第二年,蒋经国治国理政已是成就斐然:大国既已复兴崛起,万国竞相来朝,国民见多识广,外交也不再仰人鼻息。

然而,以“建丰”纪年,意味着中国仍是一个专制王朝,威权体制仍然要面对民主运动的冲击,小说中的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照样悬而未决。

骑上旋转木马,身不由己的人们

《建丰二年》中的人物,有统治者、将军、政客、文人、商人和活佛,若国民党继续统治中国,他们的命运当然是另外的轨迹。

近年来,被誉为最有“民国范”的人物是法名“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他在去世前夕曾亲笔手书“悲欣交集”。陈冠中笔下生活在“如此中国”的主人公们,如同贸然跨上旋转木马却下不来的人,其命运同样是“悲欣交集”。

其中,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也有作者虚构的人物:有已不再年轻的蒋家“少主”蒋经国,有不是被软禁在台中而是被软禁在浙江奉化的“战神”孙立人,有对国民党持批判态度的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避居香港的学者张东荪,有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出了南京监狱后回到西藏的平措,有以中国为基地、事业更成功的船王董浩云(董建华的父亲),有并未投湖自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舍,以及虚构的广州市民麦师奶和麦阿斗。

跟我一样,陈冠中是孙立人将军的粉丝,用很大的篇幅为孙立人虚构了一种更好的人生。以战功而论,小说中的孙立人比历史中的孙立人更加显赫:历史中的孙立人蜗居台湾孤岛;小说中的孙立人在东北战役中击败中共常胜将军林彪,并乘胜追击、一举将共军驱逐出中国边境,甚至在韩战中被麦克阿瑟点将出征,再次立下不朽功勋。

然而,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不是黄埔嫡系的孙立人虽无“吾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仍被疑神疑鬼的老总统解除兵权、软禁终身。自毁长城,何以为战?看来,无论是国军打赢内战,还是败退台湾,孙立人的悲剧命运都无法避免。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家天下”的专制国家,孙立人无论建立怎样的盖世战功,也无法像二战中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那样,脱下戎装走向政坛,并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建丰二年》中,曾经组建进步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同盟等党派的文人政治家张东荪,不愿生活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中国,而在英国治下没有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的香港,批判蒋家王朝、倡导民主理念,自由自在地著书立说、教书育人。

在戴晴所著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张东荪真实的悲剧命运让人不忍卒读:张东荪促成北平和平易手、保护古都免于战火,算是国家的一大功臣,中共当局却指控他向美国出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重要情报,他因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冤死狱中。其家人亦多受牵连,或沦为贱民,或惨死狱中。戴晴在书中指出,张东荪遭受此飞来横祸,是因为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他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他的选票被秘密警察查出来,毛对其恨之入骨。陈冠中一定读过戴晴写的这本传记,对张东荪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无法拯救张氏于水火之中,只好在小说的世界里让老先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

若暂时承认“中国”这个地缘政治概念,生活于其版图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汉人。藏人、蒙古人、维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命运如何?《建丰二年》如何想像南京政府与西藏的关系?陈冠中特意挑选了持共产主义思想的藏人平旺作为切入点:平旺与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拉萨不期而遇,彼此信仰不同,却能友好相处。那是一个让人略感欣慰的场景。

然而,陈冠中仍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架构下思考西藏的处境,显示出他在西藏、香港乃至台湾问题上并未达到认同“住民自决”这一普世人权价值的高度。近期,有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伪造一个谎称来自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说法:孙中山时代的中华民国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心目中最理想的中国,西藏愿意遵从此一中国的主权。这个说法比小说《建丰二年》还要魔幻:且不说并不存在“孙中山时代的中华民国”——孙文仅仅担任过几个月的临时大总统,此后他自我加冕的“非常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即便以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这两个法统并非一脉相承的“中华民国”而论,其主权始终未及于西藏——从辛亥革命直到五零年代初解放军以武力占领西藏,西藏在那四十年间已然是主权独立国家,拥有政府、军队、护照和驻外使馆。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并未如清帝国那样向拉萨派出“驻藏大臣”,蒋介石派遣特使入藏会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必须得到西藏政府发给的旅行证件才能进入藏地。

读小说中平旺的故事,对照现实中平旺的命运,让人感概万千:现实中的平旺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二十年,之后不允许回到西藏,他对中共峻急蛮横的西藏政策有过严厉批评:“我是个雪域藏人,是个革命者……对西藏的遗留问题,即根据中央彻底否定“极左”国策的有关决议,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数以十万计的流亡藏胞理应回国安居乐业,不宜再拖,否则后患无穷的问题,冒着风险和非议,前后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常委呈送了几封信。我以自己的经历和身份,该说的话都坦率地说了。”二零一四年,平旺以九十三岁高龄在北京辞世,在辞世之前一个月,将作为“政治遗嘱”的《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一书交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陈冠中一定读过这本书,是这本书给了他写作的灵感。

蒋氏父子是“好独裁者”吗?

为蒋介石“平反”之风,始于美国资深外交官陶涵(F. Jay Taylor)。陶涵是第一位为蒋“平反”的西方人,拿到蒋经国基金会的一笔巨款,写成《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一书。陈冠中的小说大概受其影响。

写民国的故事,不可能避开两蒋父子。以陈冠中的聪明,不至于像中国国内和海外那些神经错乱的国粉(国民党粉丝),将蒋氏父子当作“民族救星”和“民主灯塔”。不过,《建丰二年》至少暴露出陈冠中对两蒋父子具有“温和的同情心”。

无论小说的情节如何玄妙,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这样的质问:蒋介石真有机会打赢内战吗?蒋氏父子是“好独裁者”吗?

“好独裁者”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概念。人们不能拿毛泽东这个空前绝后的暴君当作标准或底线,认为比毛泽东好一点的独裁者就是“好独裁者”,这是一种卑贱的奴性。任何一个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而霸占权力的独裁者,都是坏家伙。

当然,陈冠中也揭露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一面:美丽岛事件没有发生在高雄,而发生在北平。受害者不是林义雄、施明德、陈菊等“党外人士”,而是现实世界里被邓小平关进监狱的西单民主墙的活动人士——他们在小说中被蒋经国被当作“暴徒”逮捕。

然而,书中若干细节的设置,因与现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显得难以自圆其说。研究民国史的脸书群组“秋海棠民国史地”的管理员Kelvin Hang认为,书中“老总统”连任五届的细节自相矛盾。书中写道:“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零年),蒋中正竞选第三任中华民国总统……蒋坚持‘反共复国’为己任,才通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部份条文,以获得连任。”既然没有共产党的威胁,天下大治,怎会有逃到台湾才炮制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而没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又如何突破宪法获得连任呢?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可能打赢内战。与其说蒋是被毛打败的,不如说是被他自己打败的。国共内战刚刚开打,身患重病、来日无多的史迪威将军拖着孱弱的身躯前往华盛顿,告诉杜鲁门总统:“蒋是不值得美国扶持的骗子!”史迪威预见到国民党必将一败涂地——他亲自训练出来的战斗力极强的远征军,由孙立人和廖耀湘这样的名将率领,却被稀释到萎靡不振的国军之中,最终难逃覆灭之命运。

杜鲁门对蒋政权的贪腐早有所闻,蒋宋孔家族从美援中贪污七亿五千万美元,在巴西与美国投资房地产,杜鲁门怒斥说“他们都是贼!”若非贪污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晚年的宋美龄怎么可能在纽约过着帝王般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些财富要么是中国困苦民众的民脂民膏,要么是美国政府援助的“救命钱”——连“救命钱”都要贪污,真是没救了。

蒋经国也非“民主之父”。漫长的白色恐怖时代,他用在苏联学到的克格勃的手段,打压民主力量,无所不用其极,手上沾满鲜血。五十年代,韩战爆发,美国重新援助台湾,美军顾问团发现,国民党的军队有着高度发达的谍报系统,包括各种便衣特务,却无法展开战术侦察,或获取战斗情报。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指出,这是蒋介石丢掉中国的首要原因。

台湾的民主化,更多得益于日治时代教育普及和地方选举所形成的公民社会的雏形。国民党政权不值得留恋,蒋氏父子更不值得跪拜。如果到过绿岛和景美人权园区,仍然赞美两蒋,那就是缺乏基本的理性和诚实。热爱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中国人,为什么非得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坏与次坏之间作选择呢?中国人有权利创建新的政党、新的国家和新的未来。

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反思,陈冠中只是开了一个头。共产党的坏并不能推导出国民党的好。今天的历史学者需要反思抗战胜利之后,为何左派思潮席卷全国,共产党确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更需要一路往前反思:党军北伐、孙文赤化、五四运动中的激进思潮、辛亥革命中的种族屠杀以及清末戊戌变法的急功近利,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史”都需要重写。

这本书能成为国民党的救命稻草吗?

在《建丰二年》中,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所实行的政策,多半参照国民党逃遁到台湾之后的“励精图治”,如“十大建设”、如发展出口加工业、如开放报禁和党禁。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很多政策,只能在特定时空中发生,若将其转移到他处,则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陈冠中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专访时说:“我没有打算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乌托邦。但或许因为台湾取得的成功,我可以说他们会做些类似的事情。”他举例说:“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在台湾的确开展了土地改革,所以我猜他们也会在大陆推行。台湾的土地改革很成功,因为那是非暴力、合作性质的改革。地主成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并获得了贷款。他们转变为资本家,推动工业发展。”

陈冠中的逻辑是不成立的:既然土地改革有如此巨大的好处,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为何长达二十多年都不实施呢?即便蒋实际控制的区域有限,至少可以在其控制的东南诸省实行。蒋没有实施土地改革,因为他依赖大地主和大财团,不可能主动削弱其统治基础。

那么,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为什么可以迅速实行土地改革?不是因为蒋介石从失去中国大陆的惨败中汲取教训,而是因为他们没收、掠夺的不是自己的土地,而是台湾本省籍地主和乡绅的土地,以及日本人遗留的土地。拿别人的土地分给穷人(特别是随同蒋氏政权到台湾的外省人),让获利者对国民党感恩戴德,不正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吗?这样的买卖谁都会做,蒋介石这样做,丝毫不能说明他多么聪明睿智。

在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严重的认同危机。回归中国之前,港人从台湾借来“中华民国的乡愁”聊以解忧。陈冠中跟香港泛民阵营中的李柱铭和黄毓民等人一样,深怀中华民国或国民党情结。有趣的是,很多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以及生活在中国国内、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也都是深浅程度不一的“国粉”。他们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已被台湾的年轻世代所厌弃?《建丰二年》中描绘国民党一九四九年之后在海峡两岸以及香港、西藏等地实行“良性独裁统治”的“乌有邦史”,让不少中国人、香港人以及海外华人产生“王师北定中原日”之遐想,却无法激起台湾人的情感认同。中国国民党不愿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以实现在地化,正在走向泡沫化。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多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吴伯雄、朱立伦、洪秀柱——前后赴中国朝拜之际,屡屡有自称“泛蓝联盟”的中国民众前去中山陵迎接,并要求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些民众刚举起青天白日旗,立即被共产党警察抓走。而国民党主席“入乡随俗”,假装没有看见,生怕中共因此翻脸。

“国民党”这个名词,在台湾岛内和在中国及海外华人当中,所引发的情感和联想完全不一样。台湾评论人摩诃指出:“陈冠中的‘建丰二年’,很像是某种自慰的呓语,但另一方面,他又揭示着某种可能:‘民国’能否有一天,真的回到中国大地呢?”对于日薄西山的国民党来说,这或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惟一希望。“国民党若要求长久,其实应该把心思花在这些期盼中华民国重回大陆的中国人身上。说起来这也才符合国民党的统战之道,只在台湾打溷仗,实在太小家子气了些。国民党诸公应该看看‘建丰二年’,好替自己壮胆,去想他们自己不敢想的未来。”对于在选战中一败涂地、党产遭冻结、再起的希望日渐淼茫的中国国民党,《建丰二年》不单单是一本小说,或可成为人手一册的励志经典和心灵鸡汤。

洪秀柱的案头应当有一本《建丰二年》,这样她去北京见习近平的时候,腰杆就能挺直一点,甚至可以买一本送给习近平——庆丰帝会被书中的建丰帝的故事感动吗?习近平被感动的机率微乎其微,但洪秀柱等国民党掌舵人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否改换思路:不再宣扬“九二共识”、“国共一家亲”之类的谎言,不再帮助共产党暗渡陈仓地占领台湾;而是争一口气、鼓一把劲,倾注全力于中国大地,去跟中共逐鹿中原?那么,也就不枉陈冠中苦心经营这本小说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7-01-06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nyitiandi-cite/yj-01062017101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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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布者:Iohann  2017-01-12 06:39:26  

中國自古以來,只有「家天下」的思想,「國家」一詞便是這一思想的產物,然而國人已經麻木習慣的接受了這個語詞。華文的「國家」跟英文的country,state,德文的Staat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2] 发布者:fangong  2017-02-25 08:20:33  

在未实现民主的前提下,非和平年代国家绝不能转型民主!

本文读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当然了要写文章总之有自己的道理,更何况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士的辩论水平都不会差的!但是在一个民众或国家还没有真正实现过民主,在国家处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时期能够实现或起用民主程序吗?答案淡然是否定的,不过肯定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评价一个政府或/和党派是否想要实行民主,只看他们的行为做法,而根本不顾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更重要的这个社会的外部条件是否允许,那么该评论和评论人就是不明智的,或者说是政治上非理性的,也或上纲一点的话,是“政治智慧”不足!这里还请不要生气,为了追求民主,我们大家都在学习,并且需要不断的学习!这才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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