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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中国人 书评 民族主义 宣传 专制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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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子民,命若垃圾

作者:余杰  
2016-08-26 16:08:01  
发表评论 [1]  推荐本文  正体


--杨勐《陌生的中国人》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在中国公开出版了,但迅速成为“和谐社会”的“和谐对象”,因为它的若干内容不太“和谐”。作者杨勐揭露说:“这本书出版后被评为内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编辑,被禁止再编时政类书籍,出版社也被宣传部批评了。”杨勐对于什么是“大国崛起”的看法与习近平迥异,他在自序中写道:“中国成为一个一流国家还缺少什么?如果人民无法享受到其中的快乐,这种崛起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书中的主人公们,绝大多数欠缺快乐及幸福的感觉。

变化多端的中国让外来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也很陌生。杨勐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中国的心脏与边陲,以“陌生”作为对祖国的第一个形容词。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再也没有林语堂《吾国吾民》中的乐观、从容与自信,相反,幽暗的心灵、摇摆的信仰、荒芜的田园、惨烈的天灾人祸、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统……这一切让作者和读者产生了陌生、焦虑、厌恶乃至恐惧的共鸣。《陌生的中国人》让人想起柏杨写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我和杨勐都是被《丑陋的中国人》所启蒙的一代人。在杨勐小时候,父亲买了本《丑陋的中国人》给他看,他对柏杨以“酱缸”形容中国非常深刻。如今,丑陋的特质没变,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从报告文学的线索来追溯,杨勐和很多服务于南方报系的写作者一样,传承了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忧思传统”。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苏晓康的《乌托邦祭》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新闻及历史写作的典范。然而,这些本来绕不开的经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血泊之后,偏偏被刻意绕开、强迫消失。优秀的记者和作家、《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给研究生做讲座,九零后的新闻专业学生居然不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中共有让历史消失、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本领。杨勐以一种更加平民化、更加写实的手法,复原了刘宾雁和苏晓康的精神气质。由此,生机勃勃的八零年代与星光点点的二零一零年代终于接轨了。

如果从历史写作的线索来梳理,杨勐师法的对象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写十七世纪山东省郯城县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史景迁写:“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这正是杨勐写《陌生的中国人》的初衷:为底层的无名者立传。比如,他写汶川地震,一个字不提影帝温家宝的倾情演出,而写被夺去左臂的九岁小女孩周玉烨——作为幸存者的周玉烨用剩下的手臂画出记忆:“这是我被埋在废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头下面都长着轮子,这样我就能出来了。”再比如,杨勐写作家莫言的家乡及其小说的背景山东省高密县,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岁的拆迁户宫先生的故事结尾——因为上访多次遭到软禁、拘留,这个失去家园的可怜人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喜欢抄写毛主席语录的莫言能帮这个忙吗?当然不能,即便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也不能。杨勐评论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杰出的想像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弃婴?

书中的十九篇报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兰考好人”袁厉害女士和她收养的有残疾的弃婴们。袁厉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样的圣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块遮羞布,医院和警方发现的弃婴都送到她那里,她从民政局领取弃儿的生活费。袁厉害收养弃婴成名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借助兰考这座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她跟合伙人从农民手中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自己家也盖起了气派的两层小楼。她的原始资本来自于民政局委托她收养弃婴的生活费。

袁厉害富起来,她收养的孩子没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场边上的破房子里,那里充斥着老鼠、垃圾、臭虫。杨勐去探访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的小儿麻痹症和小脑发育不全的袁申负责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变黑的馒头,他们就像爬行动物一样只是活着而已。袁厉害承认,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样被处理掉,前后有三十个,也许四十个。那些残疾的、被遗弃的孩子的生命,卑贱如草、如蚂蚁、如垃圾。杨勐评论说:“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没来得及取名字,自然也无人过问。在一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严格乃是世界之最,这套方法从商鞅变法的时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独裁者对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统治者需要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和官吏从不吝啬投入智慧和资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杨勐前去采访当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门为何失职。浑身酒气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从午后的饭局中匆匆赶来,面对兰考为何不修建孤儿院的问题,其回答有如外交部发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内。”人们很难将这些肥胖的基层官员跟共产党曾经大肆宣扬的模范官员、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禄联系起来。焦裕禄那样的官员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现,冯杰那样的官员则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对象。

就在杨勐离开六个月之后,他看到一则报道:孤儿们生活的位于垃圾场旁边的房舍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见过的袁申和另外几个婴幼儿。然后,中国常见的善后措施一定是处罚一群替罪羊:多名兰考的地方官员被免职,其中包括杨勐访问过的名叫冯杰的股长。袁厉害则免于追究其监护失职责任,慈善与爱心光环成为“兰考好人”最后的护身符。袁厉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没有袁厉害,会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么,袁厉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作者没有给出答桉,而是让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思考并判断。存在并非合理,质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为什么中国的弃婴那么多?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靠种田勉强维生的农民家庭,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有残疾的孩子,抛弃有残疾的婴孩是所剩不多的选择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职责,还竭力压制民间社团的组织和自救行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许民间自己做。否则,NGO机构岂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让中国人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动物性层面,所谓“宁为天平犬,不做乱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换的生命体。所以,堕胎和弃婴在中国司空见惯,当事人在陈述此类事件时是一副轻描澹写的口吻。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过海”是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杨勐用这个词语作为题目,写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的故事。他们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获得合法身份,然后从打工仔熬成大老板或小老板。

杨勐描写了作为成功者的郑建茂的经历,堪称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地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的势头从事中欧贸易,形成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三十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隐秘王国。杨勐的写法一点都没有“励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实描述了移民在发财致富背后的困惑、挫败与痛苦。

有趣的是,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向中国“回流”。中国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作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当然,双方都刻意掩饰尴尬的过往和曾经的偷渡者的身份。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成为偷渡客,这个国家的荣耀当然值得怀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为母国的座上宾:有西班牙华人富豪和侨领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旅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然而,他们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国。对第二代移民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异国他乡”。

这是一个由偷渡客组成的“小世界”,就连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的牧师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家教会从一百人发展到四千人,成为社区的信仰和文化中心。从教会的爆炸性增长中,可以看出华人移民社会快速发展的轨迹。

流动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福建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但他们仍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已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上层建筑中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领域。而中国移民中的不少人尽管实现了腰缠万贯的梦想,却并未成为当地社会的有机成分。他们一般都生活在封闭的华人社群内部,对于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肯定毫无兴趣。他们更不可能像当年“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创建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更是“动物凶勐”。杨勐写道:“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

导游出身的苏振宇摇身一变成了加纳的一家大型金矿的矿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商业投资自然要求回报。苏振宇坚信“金钱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游戏中,投资支持某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毫不在乎工厂对当地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对于像驱使奴隶一样驱使当地劳工和中国劳工去淘金没有负罪感,反倒认为自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群中国的金矿主永远都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已有数千万,他们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对于官员、富豪和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移民是因为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以及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教育机会。而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青田人、温州人和广西上林人来说,移居国外则是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物质需求的驱动。钱是惟一的动因,他们不是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而“用脚步投票”。只要能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勤劳工作固然对移居地做出一定贡献,但血汗工厂、污染企业等等,又给移居地带来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他们扭曲、荒诞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使得华人成为移居国的最不忠诚的少数族裔。

为什么国家是人民的敌人?

中国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制造无数“国家的敌人”,“敌人意识”使中共当局成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国家的敌人”一节写的是一度被判处死刑的“民间借贷”的操作者吴英,后来在各界的呼吁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国严厉的金融管控制度,让民营企业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于是民间借贷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吴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牺牲品,她的对手楼氏家族几年后也因为后台的垮台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国家的敌人”是在网路社交媒体上组织“性派对”的大学教授马晓梅,他被以“聚众淫乱罪”逮捕并判刑入狱。虽然执政党的大小官僚都包养情妇,但官僚做的事情,民众却不能做,“中国仍然依靠严刑峻法对私人领域实施着精确的控制”。其实,吴英和马晓梅都算不上“国家的敌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与国家的纷争之中。真正的“国家的敌人”是主动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儿》一书中所描写的她的哥哥查建国那样的政治反对派。

中共将并那些没有推翻它的意图的民众看成潜在的敌人,每天都在制造不计其数的人权桉件。本书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惨遭遇:这个智力有些迟缓的农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门广场上访。那个铜墙铁壁的地方,哪会有民女伸冤的机会?她没有清朝时候告御状的小白菜那么幸运,当即被警察带走,发配给她家乡的地方政府驻北京的“截访人员”,然后被送到“黑监狱”之中。当年,滕彪和许志永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让收容遣送制度进入历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监狱”随即应运而生。为了“维稳”,当局总能花样翻新,让法律的进步瞬间归零。

管理“黑监狱”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吴建将李田田当众奸污,血染牀单。李田田的高呼惊动旁人,与她一起被关押的访民奋起抗震、破门而出。然后,这一事件广传网络,有记者赶来拍下少女与牀单相片,震撼一时。当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层面处理此事。

数月后,该桉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强奸犯吴建获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获得两千三百元人民币赔偿。本桉中谁雇用了吴建并没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幕后的凶手就是共产党,法院也是共产党开的,怎么可能给李田田以公平正义呢?杨勐评论说:“对一个遭到当众强奸的被害人,判令侵权责任人两千三百元赔偿无异于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习近平也有女儿,他的女儿习明泽比李田田小不了几岁,倘若他的女儿遭到强奸,得到这样的赔偿,作为父亲的习近平会心满意足吗?李田田贫穷的父母连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费都借不到。习近平与习明泽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则是被践踏、被侮辱的奴隶。父亲与父亲,女儿与女儿,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过。杨勐举重若轻地写道:“北京对于李田田太不现实。她还记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跃,以及后来将一切吞噬的无助。她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还写到了某些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相当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是罗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没有去过。这个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两个台湾)的中国最大的镇级行政区,却没有一个常住人口,因而没有一个户籍警察。随着巨大的钾盐工业基地隆隆动工,这片孕育过楼兰古国的土地,又迎来一群怀抱发财梦的流动人口。而在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作者采访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国商人——用一包长白山香烟就能进入朝鲜境内,甚至可以换到冰毒。然而,彼岸那个更加野蛮的国家,不会遵循以物易物的贸易准则,一言不合,就掏枪杀人——大国崛起的中国政府,却又不愿出面捍卫本国被害公民的权益。

让我最感动的是报道是《赞美诗》。在怒江边上的小城六库,不是基督徒的杨勐发现了山头矗立的一间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们在教堂里练习四声部的赞美诗。在这本让读者始终沉重而压抑的报告文学集中,终于出现了惟一的一抹亮色:当《哈利路亚》的溷声大合唱从这些没有受过正式音乐训练的妇女口中唱出,冲破雨雾,在怒江上空激荡,她们的脸上也露出杨勐在中国的土地上极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国家的强大及个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惟有那来自天上的恩典与救赎,才能让陌生人彼此成为兄弟姊妹并爱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声中、在阳光下,呈现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贵与荣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写过一本名为《寻路中国》的游记,我想,如果真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杨勐的这篇《赞美诗》或许就是一个醒目的路牌。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6-08-04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nyitiandi-cite/wj2-08042016105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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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布者:早立  2017-07-25 15:36:56  

誰还愿意去为這样的国家服务

在西昌东有一個嘉德车站它位於該城的北面 而喜德中学就在县城 83年接近年底县中正在上課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不久就在城的东南端发出了巨响蹄是暴炸声在气体育课的同学最先看到 並看到了有二个人从飞机上跳傘下来在县中北面降落 学生们一面大喊赶快上山有美蒋特务空降在山上 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往山上爬去 最早趕到的一批学生看到了二个掛在树上的空降人員 马上叫交槍不殺 同时马上把二人从樹上救下來 並用绳子反绑了抬起往山下走路过山上的一个西昌卫星基地的一个测量站見许多軍人也往上走 学生告诉部隊我们抓到了美国空降特务 部隊马上叫 学生们把人抬到县委招待所 后来从西昌卫星基地派來了三个人 据説是审问二個人没有马上送医院进行救護 而驾驶員也没有 处理 一直等到春节后还是没有通知家属 而测量站的人都不安心説紧急情况下跳傘当坏人一样审牺牲的无人过问 也不通知家属 視生命为儿禧這是在中国這一个現代化的基地还如此对待軍人 那老百姓棺拆民房 甚至压死人那就小事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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