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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日君 天主教 教会历史 宗教裁判所 册封主教 义和团 封圣 教皇 中国近代史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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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不是教徒,毕竟我有良知

作者:彭小明  
2006-04-22 14: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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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日君,西文教名为Joseph Zen ze Kiun. 1932年生于上海,并在上海度过少年时代。他的中文姓名的英文拼法可以明显读出上海方言的特点。2001年起他出任香港教区主教。从此他的名字成了香港民主和宗教自由维护者的象征。他描写香港是一个“于共产党在许多国家都土崩瓦解的时期,却相反陷入共产党专制之下的前英国殖民地”。中国政府因此多次禁止他入境中国大陆。2006年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任命他为天主教世界教会枢机大主教,这样的高级地位未来有可能晋升为教皇。这一任命包含着政治意味。三月二十四日德国血统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将亲手把红色袈裟授予陈日君主教。

翻译了陈日君枢机主教的《世界报》访谈录,我查阅了他的一些讲话。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关于天主教册封120位在华殉道者为圣人的问题发表的评论。他说,封圣本来是中华教会的莫大光荣喜事,想不到竟引起一阵大风波。中国当局集中了国内的宗教人士,展开了一场批判运动,他认为这又是一场洗脑,是政府预设了结论的运动。针对被封圣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的说法,陈日君在《明报》上作了简短的回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铁的事实。教廷处理失误也未必常正确明智。帝国主义的国家强加“保护”给传教士,其实是牵累了他们。帝国主义者以殉道者的死亡为借口,进行侵略战争,这决不是殉道者的意愿。帝国主义国家多次阻止教廷直接和中国朝廷建交。刚恒毅主教终于来华任教廷大使,他和帝国主义者划清界线,甚至避免住在使馆区。.........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教友知道谁是侵略者,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信任传教士,接受了他们所介绍的福音,信了耶稣,忠贞于他,不惜献出性命。

然后陈日君反问道:中共把义和团“封圣”是否明智?(指毛泽东和中国教科书关于义和团是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的结论)。中外学者对这一历史的复杂事件未必如此肯定。说它纯粹是爱国行动,明明是政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作出了一个抉择。

陈日君还告诉我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的宣圣弥撒讲辞中也提到上述殉道者是在1648至1903年这一段“历史上复杂和困难的时期殉道”的。封圣的庆典并非“判断那段历史时期”的适当时刻。但这历史的判断可以而且应该在其他场合作出。教皇又在纪念利玛窦抵达北京四百周年的研究会上说过:教会不怕历史的真理,诚意希望找出客观的、完整的真相,这当然要靠学者的帮助。陈日君又告诉我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0千禧年来临的时候勇敢地在伯多禄大殿为历史上教会人士所犯的过错道歉,也在罗马斗兽场遗址纪念了历代的殉道者,如何慷慨地宽恕杀害他们的人。

陈日君说:本人学问浅薄,屡次被问及殉道的历史背景都不敢回复,但真诚期望有机会由学者澄清历史的真相。(以上内容全部摘引自陈日君:《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研讨会开幕讲演》)

从陈日君的言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教会跟西方侵略者并不是一回事。帝国主义假借保护的名义实行侵略也并非教会的意愿,也并非那些提倡宽容和临终宽恕的中外殉教者的意愿。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侵略和文化奴役说成是一回事,要么是糊涂无知,要么就是蛊惑欺骗。回看欧洲的历史,教权和王权历来都在互相争斗,并不是合二而一的事情。教权至上超越王权,政教合一,基本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而且也始终没有完全统治过西欧。被封圣人的时代恰恰是西欧中世纪行将过去,文艺复兴开始以后的时代。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已经起步。利玛窦(意大利人)和汤若望(德国人)为代表的传教士,是通晓科学文化知识的学者,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传播他们信仰的基督教福音,历尽了各种艰难困苦,甚至陷入无妄的牢狱之灾(汤若望)。说他们是西方的间谍,或者配合侵略行为,是十分荒谬的。西方的武装侵略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也不能把军事侵略跟教会混为一谈。侵略者打出保护教会的旗号,未必是教会和殉道者意愿。即使有宗教人员协助了侵略军,也不能证明教会赞成了烧杀抢掠。教会跟西方政权的关系并不是中国军队那种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关系。绝不像中国的任何非官方代表团体都有共产党干部暗中掌握着主导权。政治和军事的侵略不应该由教会来承担罪责。教会在中国的文化事业,包括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都是文化交流的善行义举,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诅咒那些善良的西方教会创办人。回顾五十多年来,无论上海、北京、青岛、广州、武汉,各地大中城市的外国教会学校、医院,虽然都被关闭、改建、改名,可是广大人民仍然记忆依依,都知道那些大学,辅仁、圣约翰、同济、岭南的毕业生都曾是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学术成就和校规校训都令人肃然起敬,甚至那些中学,汇文、贝满、中西、麦伦,在北京上海都有民间一致的口碑;那些医院,协和、广慈、湘雅等不仅设备齐全、医术高明,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现代医疗科技人才。把这些历史贡献说成是文化侵略,是蛮横的诬陷。我虽然不是教徒,毕竟我有起码的良知。这些教会主办人开展他们的传教活动应该是合法的正当行为。

陈日君关于义和团的反问,中国党政领导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问题上已经表了态。但是知识界和青年将会深思义和团的历史地位。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已经不能停留在毛泽东的结论状态,农民运动神圣不可议论的禁区已经打破了。

前教皇道歉的言行是可信的。他为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伽利略公案做出了历史性的道歉,更何况面对那些无名的宗教迫害受害人。同时他又提倡那些殉道者对杀害他们的人们的宽恕,令人想起他本人要求法庭宽恕了那个受共产党“教皇”勃列日涅夫指使暗杀他的凶手。

两相对照,让人觉得十分讽刺。一个曾经有过中世纪宗教审判黑暗历史的天主教会,现在敢于向世界人民表示道歉,敢于请求学者帮助,廓清复杂的历史迷误,准备坦诚地面对;一个标榜掌握了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世界观、最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今天却拒绝让人民讨论义和团的评价问题,不敢面对西方教会跟中国的交往历史。甚至不敢让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到北京建立大使馆。害怕人民接触这样的宗教。恩格斯和列宁曾经辛辣地嘲讽过实证科学迅猛发展时期的基督教会,可是曾几何时,当代的约翰保罗二世和陈日君竟然不断地挑战全副武装的勃列日涅夫、雅鲁泽尔斯基和胡锦涛们了。

任何政党及其意识形态,都不免有错误言行和理论盲点,但是如果坚持专制,不尊重民主和人权,哪怕它武装到牙齿,武装到虎王坦克、V1、V2,原子弹、氢弹,例如纳粹德国和苏联,也免不了覆灭的命运,如果放弃专制,接受民主和人权,例如天主教教会和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都能继续受到人民的欢迎。历史的赏罚就是这般分明,岂有他哉!

附:《如果一个中国人被遴选为教皇……..》
陈日君被任命为香港教区枢机大主教答德国世界报记者问

世界报:您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对于教会和中国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日君:一名枢机主教是一个更加贴近圣父的神职人员。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加便捷的渠道上达教皇。这将影响到圣座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我将协助圣座更好地理解中国,并且希望能在中国更好地为天主教会做出解说。那里存在着许多误解。

世界报:依照为波兰遴选了一位波兰教皇的实例,您怎样回应来自中国的、担心您可能玩“波兰牌”的声音?
陈:这种对比是虚妄的。我们在中国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少数群体。而波兰整个民族就是天主教的。我们永远不可低估共产党的强大。如此联想,纯属愚妄梦呓而已。我们从不挑战这个极权政体。我们仅仅对这个政体的某些特定政治措施提出质疑。

世界报:是什么东西竟让这个执掌权力的党对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徒如此神经过敏?
陈:他们无事自扰而已。他们从一开始就神经紧张,始终如此。这一点出于他们意欲监控一切的本性。他们原本可以什么都不控制,什么都不用害怕。可是他们就是担心他们的控制会闪失。结果担忧便与他们的命运相伴随。

世界报:现在中国还存在一种共同的文化吗?
陈:文化是一回事,专制政权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监控这个民族已经持续有年。它对这种古老的文化无所促进。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舶来品。当然,在这种专制政体之下总有一部分中国文化能够残存下来,毕竟它们植根很深嘛。这一文化的值得注意之处是家庭的重要意义,虽然这个专制政体试图通过煽动子女反抗父母以摧毁之。但是还是存在着许多家庭之爱,对于很多人来说,爱堪称也是一种救赎。近年来,我不断地听说,不少大学生对基督教文化发生兴趣,因为他们期望找到精神的价值。

世界报:道教的“道”是“道路”。运用这一相似的概念,基督教学说从一开始就被如此描述。或许也存在着一种中国人的自然文化素质来面对基督教文化?
陈:不少我们的传教士都鼓励中国人,继续遵奉儒家学说,因为儒家学说对于基督教文化是开放的。这些人中甚至不乏一些主教。一位台湾的主教写了三本书,都是关于基督教文化跟儒家学说相互兼容的内容。如果我们果真能在这个认识的基点上相结合,那就太好了。

世界报:但是北京的一胎化政策不是跟天主教生命文化针锋相对吗?
陈:正是如此。这一政策不仅违背生命,而且造成了人尽皆知的严重恶果。一个个独生子女变成了家庭的小皇帝。对于长辈的尊敬戏剧性地消失于无形。这是一种极有问题的趋势。

世界报:中国还在承受文革的后遗症吗?
陈:摧毁传统文化并非仅仅通过文革浩劫。文革充满暴力,不仅针对文化,而且更多的是针对人本身。在共产主义之下文化的消失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极端的世俗化更加可怕,在这种世俗化中只追求金钱和物质利益,而且无限制地压倒一切。

世界报:情况是怎样形成的?
陈:通过共产党人跟大款巨富在国内联手合作。

世界报:您自称是一个反共分子吗?
陈:天主教徒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党人根据他们的自身理念就是无神论者。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宗教自由。它允许信仰天主教。没有说每个人都必须是共产主义者。为什么我要说我不是反共分子?

世界报:难道一个极权统治不害怕每一个独立的天主教主教名正言顺地作为一个当然的反对派吗?
陈:他们担心,但是并无理由。这是愚蠢的恐惧。我们既没有打算摧毁我们的国家,也没有要颠覆这个政权。我们只是希望,中国也能终于享受民主。经过民主的过程,或许能够有一个政权的更迭。

世界报:您本人害怕吗?
陈:为什么我要害怕?我见过无数位教士,在数十年的监禁之后不屈不挠地重获自由。在一个专横独断的统治之下,每个人都应当做好被监禁的准备。这事由不得我们来担心。中国的天主教徒没有恐惧。

世界报:在您的有生之年有没有希望看到这种迫害终于结束?
陈:(笑)为什么没有?

世界报:中国天主教教会能给其余的教会和整个世界吸取什么教训,奉献些什么?
陈:中国天主教教会可以给很多主教、教士和教徒提供方方面面忍辱负重的实例,并共同做好准备为了信仰而忍受考验。或许这种忍辱负重根本就无须由外人来转授,因为它或许某种程度上已是中国人的自身特点。在此期间,从西方的角度看来,我们中国人已经具备了一种精神气质,由此出发我们敢于奋起抗议。我们将怀抱忍让和决断而赢得胜利。

世界报:按照您的看法,倘若挑选一位中国人做教皇,中国的历史进程将怎样改变?
陈:(大笑)我们宜当多多尊从天主的预见。

(彭小明 译自2003年三月二十三日德国《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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