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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 地下读书运动 王申酉 李一哲 遇罗克 出身论 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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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四)

作者:宋永毅  翻译:伊洪  
2006-02-25 13: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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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可以说,“出身论”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入大学。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1966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试图从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众组织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6万份,一周内便在北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的思考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 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正”与“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42]”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是“新思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43]”遇罗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杀害,年仅27岁。

1970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和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这种残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陈卓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44]。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他们是不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下去?”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10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题。他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那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1957年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毛泽东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1954年的“集体化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1959年的所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这些错误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承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这将大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不成熟。[47] 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3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1974年11月10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48];“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49];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50]”;他们还强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1980年代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51]。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52]”。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高度。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中成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对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说明】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全文完】

【注释】
[1] 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4年10月24日),见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II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2), vol.1, pp.408-409。
[3] 见1966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
[4] 见1966年8月9日、11日、13日、14日、17日和19日的《人民日报》。
[5]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ummer 2001), pp.41-43.
[6] 见《井冈山》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
[7] 笔者1998年对李文波访谈时,李文波表示,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中的思想直接来自他本人和乔兼武。李文波曾帮助伊林和涤西修改过他们的第一稿。
[8] Michael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pp.160-161.
[9] 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和姚文远的谈话,《学习文选》(北京:1969),137-138页。
[10] “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
[11] “北决杨”是武汉“北斗星学会”、“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办”和“扬子江评论”三个组织简称的合并。
[12] 出处同注[5],第47至48页。
[13] 出处同上,第96至98页。
[14] 当时杨的一系列文章包括“长沙地区知识青年运动研究”(1967年11月16日)、“建议成立毛泽东思想小组”(1967年10月)、“坚持和加强新思潮的战略应当改变”(1968年2月1日)等。
[15] 出处同注[5],第78页。
[16] Wang Shaogu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1999), pp.197-200.
[17] 据官方统计,1966年8月他们在北京至少杀害了1,781名无辜之人,被赶走的人在10万以上。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页。
[18] 这个文件可能是外省的“联动”成员所写,但它表达了他们与北京“联动”成员的共同想法和对“文革”的明确抵制。
[19] 出处同注[5],第82至83页。
[20] 见陶铁柱的“‘联动’和共产主义小组”,载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第43至72页。
[21] 见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第10至17页。
[22]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27.
[23] 出处同注[1],第365至371页。
[24] 出处同注[5],第89至90页。
[25] 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101页。
[26] "Casting Doubt o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Fa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62.
[27]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231.
[28] 徐明旭,“再谈文革与造反派”,《北京之春》,1996年第9期,第31页。
[29] 这一数字取自中国版本图书馆所编《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9》。北京:中华书局,1988。
[30] 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4页。
[31] 据笔者199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与胡守钧的交谈。
[32] 出处同注[21],第10至17页。
[33] 卢叔宁,《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第44至45页。
[34] 袁浩等编,《八载秦城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533至535页。
[35] 见《革命大批判文选(5)》(上海:复旦大学政宣组,1970),第9至12页、第32至37页。
[36] 见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第296至299页。
[37] 出处同上,第83至90页、105至109页。
[38]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第10期,第55至58页。
[39]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415页。
[40] 遇罗克多年自学西方古典哲学,对从柏拉图到卢梭的西方哲学家十分熟悉。卢梭讨论人类起源和不平等基础的著作对他的文章有直接影响。见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载1980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报》;另见遇罗文的《我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1至99页。
[41] 出处同上。
[42] 出处同注[5],第17、32页。
[43] 出处同注[5],第25页、第34至35页。
[44] 出处同注[36],第125至126页。
[45] 出处同注[22],第52至59页。
[46] 出处同注[22],第86至105页。
[47] 出处同上。
[48]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Unger Jonathan, ed.,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 E. Sharp, 1985), pp.77-78.
[49] Ibid., pp.34-35.
[50] Ibid., p.71.
[51] “李一哲”大字报的最著名的句子在1980年代成了《人民日报》社论中的口号甚至是标题。
[52] 出处同注[22],第70至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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