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于文明的兴替，甚为重要。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的《历史上的大暖化》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讲述了出现于中世纪的温暖期，如何一方面改善了欧洲农业生产、促成盛世，另一方面则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漫长的干旱，迫使蒙古的草原民族东征西讨。然而，即使无人怀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最近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各国仍然一如所料，无法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达成任何协议。

找寻气候变化的成因是科学家的工作，至于解释人类何以会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经济学者却有很好的理论框架。每人每天从事各种活动，都有机会直接、间接产生温室气体（亦即现时的所谓碳足印），要是这些温室气体对于环境或气候带来负面的影响，就会造成所谓负面界外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人与人之间接触频繁，产生界外效应的情况可谓多不胜数，由交通挤塞至扰人清梦都与界外效应有关。不过，只要厘清日间的权利属于制造噪音者、晚间的权利属于免被滋扰者，噪音的界外效应便不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交易机制化解纷争

厘清权利对于解决界外效应，不在于禁止某种行为，而在于促进交易，使资源能被有效利用。假如明天你有一个重要考试，而你的邻居却在享受私人影院带来的震撼，清晰的权利并不代表结果你在日间必须忍让。要是考试对于你的价值高于邻居的享受，清晰的权利代表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交易基础——即应由谁向谁购买权利。

界外效应由不完整的产权引起，正如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指出，无论最初的产权如何划分，透过交易，资源最终都能被有效利用，并且消除界外效应。因此，只要清晰界定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利，无论最初是如何分配（即使是全部分配给非洲一个小国），最终都能使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处于合适水平。

问题在于，最初的产权划分虽然不会影响资源最终达致最优分配（pareto optimal），但是对于利益分配却有重大意义。正因如此，哥本哈根其中一个难以达成的共识，就是这个由无到有的产权划分。要是现时大部分国家都是处于近似的发展水平，由于不同的分配方法对于各国的利益分配大致相同，可以想像谈判进程必然顺利得多。相反，由于实际上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于是排放量究竟应以国家还是人均计算、是否应把过去的排放累积计算，便成为重要分歧。

可况，即使达成协议，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于适量水平，可能对于各方有利，但一国无论在别国承诺减排与否的情况下，都能以不许承诺获得较大利益。不难发现，这样使减排谈判陷于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

经济分析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并不乐观，而现时处理环保问题的逻辑愈趋简单，更加会为环保带来伤害。

气候变化引致降雨减少，早前天文台台长有感而发，呼吁港人以少肉多菜支持环保。原因是生产一公斤的牛肉需要用水一万五千公升，较生产一公斤疏菜多出七倍多。

这种比较，似乎言之成理，不过，实际上就像比较生产一公斤黄金跟一公斤石砖的成本一样，存在很大谬误。不理口味取向，食物的基本作用是为人类提供能量。菜肉的种类繁多，根据食物安全中心的资料，一公斤的叶菜大约提供一万至三万卡路里，而牛肉大约是二十万至三十万卡路里。换句话说，进食疏菜能以每公升用水换成五至十五倍的卡路里，进食牛肉则能以每公升用水换成十三至二十倍的卡路里。如此看来，吃肉的用水效益似乎还要较大。

环保理论水平参差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简化的计算，其中存在很多变数。事实上，在李维特（Steven D. Levitt）与杜柏纳（Stephen J. Dubner）的新作Superfreakonomics之中，便有提及牛只排放的温室气体－－甲烷（methane）较汽车排出的二氧化碳还要严重。由此可见，少肉的饮食习惯确实可能有助减少排放温室气体。

天文台台长的呼吁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以同等重量的疏菜和牛肉的用水量作比较的逻辑却明显错误。正当环保议题日渐成为焦点之时，各式各样的呼吁和建议同样充斥。粗疏的建议不单可能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徒劳无功，枉费有心人士的一番心机，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改变个人行为而使环境问题恶化。

毫无疑问，环境变化由始至终影响人类文明。正因如此，相关分析必须严谨。狮子山学会认为，对于人类行为与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固然必须客观严谨，避免出现如“气候门”般事件，伤害相关研究和学者的公信力，同样重要的是，保护环境的各种建议亦应以相同态度处理，不应依赖直观和粗疏的逻辑。



－－原载：《信报》，2009-12-30
http://lionrock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