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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网=>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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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 共产主义 毛泽东 反革命 中共暴政 屠杀 肃反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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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上)

作者:彭小明  
2009-11-10 17:55:36  
发表评论 [2]  推荐本文  正体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诺贝尔奖获得者、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卷头语

1949年4月毛泽东以他和朱德两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解放军攻陷南京。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25日,毛泽东再次以他和朱德名义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页),通过共产党的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并在各地城乡街头张贴散发,成为敦促国民党军政人员放下武器,安抚各地居民和外国侨民的重要文告。文告当时的作用是积极的。战况表明,大局已定,国民党一败涂地,大批耳闻目睹《约法八章》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级人员审时度势,放下武器,不再作无谓牺牲,保存了自身和家属的性命,也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此后的战事除了上海战役双方皆有较大的伤亡以外,其余的南方战斗再没有发生中国大陆史书所指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那样惨烈的大规模战役,使南部中国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物损失稍少。

约法八章说了些什么

2000多年前秦末乱世,刘邦的军队进入关中京畿地区,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以安定民心,减少社会动乱。解放军占领前首都南京,即将攻陷最大的都会上海,也发布约法八章,以安民心:1,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严惩反革命破坏;2,保护工商业继续生产;3,没收官僚资本,凡愿意继续服务者准予量材录用;4,保护医院、学校、体育等文化设施和公益事业;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员警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6,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7,暂缓农村土改,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反革命罪和历史反革命

解放军进城立刻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着就是镇压反革命(镇反)。什么是反革命,历代刑律皆无此项罪名,西方法系也不载此项罪名。纯属苏俄十月革命的产物。按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逻辑,“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们发明了这个严重的罪名,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符合法律的标准。国共两党接纳了这个宝物。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制定了“惩治反革命办法”,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也有过“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名目,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然后到建立全国政权,不断动用这个罪名打击内外异己人士。1949年以后,反革命罪又逐渐分化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现行,就是当下犯罪,是抵抗共产党政权罪;而所谓历史反革命罪,更是各国刑法所不载,国际法学所不容。1997年中国也宣布废除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罪。实际上历史反革命罪是用来惩治中国历届前政权,主要是国民党政权,以及汪伪政权、军阀政权和满清政权军政人员的罪名。历史反革命也成为20世纪现代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囚徒群体,估计可能近千万人左右。

背信弃义

1950年镇压反革命和1955年肃清反革命是两次针对政治敌人的清剿。每个政权上台都会立刻清剿社会上的反抗残余。但是镇反和肃反不仅清剿了确有反抗行为的反抗分子,而且持续惩治早已放下武器没有任何反抗的前军政人员,甚至起义投诚及有功人员。历史反革命的概念,是不论有无现行刑事罪行,凡是在前政权有过一定党政军职务的人员全部追究。1967年公开张贴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规定》(俗称公安六条)虽然是文革时期的文件,完全披露了文革前17 年内部掌握的政策条款,即“反革命”的标准。其中除了现行罪犯以外,对于敌伪的反动党团骨干(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政(保长以上)、军(连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以上)和特(特务人员),虽无刑事犯罪行为,一律按历史反革命处理。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严刑峻法。

德日法西斯政权崩溃以后,举行了纽伦堡和东京两次“世纪大审判”,对首恶的战争罪犯戈倍尔、里宾特洛甫、东条英机等判处了极刑。可是对于一般前军政人员并没有全面的追究,在西德,他们被登记在案,强制参加“去纳粹化”学习班,除非有人提出刑事指控,才能审判,依刑法定罪。两德统一后,联邦德国对待前共产党干部更加缓和而人道。1991年德国统一,昂纳克因患癌症被免予起诉,克伦茨因政治局柏林墙枪杀令被判处6年半徒刑,沙波夫斯基等另两名前共产党政治局领导人3年徒刑,两名边防军人直接开枪射杀翻越柏林墙的青年,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其余党政干部按时作为公务员退休,除非确有刑事指控,一般都不判罪。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969届联邦总理、《时代周刊》主笔施密特(也是西方为中共现政权歌功颂德最卖力者)曾经是纳粹少尉军官,德国著名色情业大老、企业女强人贝阿特。乌泽女士曾经是纳粹空军女飞行员,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尔。格拉斯曾经是纳粹冲锋队员,(并在美军登记处登记);奥地利交响乐指挥家卡拉扬也是纳粹军官,他们都没有被追究,战后都发挥了个人的特长,服务于社会。中国人熟悉的“南京辛德勒”--约翰。拉贝是纳粹党在中国的地区党部负责人,曾经救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难民免于日寇虐杀。战后他因纳粹党驻外地方负责人的身份未能获准出席对日军战犯的审判作证,但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毕竟也没有受到刑事处分。只是失业和穷困潦倒,并得到了南京人民的资助和关切。如果他(她)们生活在东德,或生活在中国,必定会在劳改营中九死一生。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他们在《约法八章》中宣示的承诺,其中第5条宣告,除了国民党高级战犯以外的军政人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然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前军政人员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处罚。除了少数具有宣传作用的人物,(原地位较高,又善于表演顺从和歌颂党政领导)被选为共产党 “宽大为怀”榜样的花瓶,例如末代皇帝溥仪、前国民党军统中将总务处长沈醉和前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宋希濂等,其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遭到杀(死刑)、关(关押、劳改)、管(不入监狱留在社会上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各种惩处。跟西方国家的战后处理方式相反,1949年被毛泽东点名的43名战犯,翁文灏、卫立煌和李宗仁投诚赴京,成为统战对象,其余皆逃逸台湾或海外,除了一人(杜聿明)战场被俘,关押了11年,获得特赦,也成为统战对象,均未遭受共产党的惩罚,而几乎所有留在大陆、并无战争决策权力的中下层军政人员全部受到了残酷惩罚。例如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的姐姐王年芳在大学时代曾因家贫申请为三青团做过抄写工作,赚取生活费。后来成为方言学专家和教师,一直因历史问题被整肃,文革中上吊自杀。

毛泽东的狡辩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有一篇关于镇反的批示《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第156页),他狡辩说:(约法八章)说过“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份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这段辩辞非常狡猾。他故意略去了该第五条中上半段中的内容,其中明确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员警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也就是说,照此逻辑,从中央的政府高官到基层的保甲人员,不抵抗、不破坏,都可以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可以不予俘虏,不予逮捕,不予侮辱。一般人理解都会以为持枪反抗和阴谋破坏就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了。可是批示又说,其中有恶霸惯匪特务官吏军官和会道门头子。退一步说,这类人中确有坏人,也应当依靠法治,即“民不举,官不究”。而不应当由党政发动群众,以运动的方式来惩治。在运动中谁能说明,什么是恶霸,匪首、惯匪、反动官吏和反动军官?具体界线到那里去问责?这里正是毛泽东埋下的“历史反革命”的伏笔。毛泽东的狡辩完全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从镇反到肃反,从中央到基层,掌握的政策是追究所有国民党中央、省、市、县、乡、保党政军各级人员,除了极少数统战人物,几乎一律逮捕,一律侮辱。分别判刑,处死、劳改、监禁、管制。阅读许多平反“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书、平反证明,可以发现,当时即使没有任何劣迹,也要从口供中挖掘出莫须有的“劣迹”,予以判决。即使判刑10年8年,刑满也不得返城回家,只准留场就业,俗称“二劳改”。县团级以上的直到1975年,也就是最高年限几乎关押了将近25年以后,才予以释放。国际上最高有期徒刑的年限就是25年,再重的刑罚就是终身监禁和死刑了。

暴力嗜杀

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的镇反批示来看,建国后,毛泽东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杀人欲狂。当时并没有发生突然严峻的反抗和杀害革命干部的风潮,而是毛泽东在期待杀人的时机。等到抗美援朝开始时,终于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开始大规模杀人了。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把杀人描写成“比下一场透雨还要痛快”。他不是因为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反抗行为而处死人犯,而是为了“发动群众”。运动开始后1951年3月才发生了一起出身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宣传副科长王聚民因家人被斗争而行凶刺杀山东省军区政治部领导人然后自杀的恶性事件。共产党挑动暴力斗争,出现暴力报复是顺理成章的逻辑。1965年也发生过知识青年杨国庆砍伤东德外交官夫人的涉外刑事案件,究其原因实乃毛泽东推行灭绝人性的阶级路线,过度强调家庭出身所致。杨出身黑五类家庭,升学、就业走投无路,终于铤而走险。

镇反过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经报告,“镇反运动全国共捕了‘反革命’分子262万余人,杀了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人,管制了120万人”。因许多地方出现了瞒报,实际上被杀害的人数大大超过71.2万。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可见,当时人们估算中国人口只有4.75亿。毛泽东钦定的比例为杀人不超过千分之一,即 47.5万人。然而处决人数大大超过“千分之一”比例,竟是71.2万人。政治经济发达地区更超过千分之二或三。新国家还没有成立,共产党(1949年一月)就宣布废止了中华民国的法律,即废止综合了古今中外法律主要成果,并在中共根据地也实施多年的《六法全书》,由王明主持批判旧法律的工作;刚进城还没有正式立法,就开始了镇反杀人运动。1950年10月8日抗美援朝,两天后毛泽东下令镇反。但是法律条款《惩治反革命条例》是1951年2 月21日才颁布的。条例虽然粗疏,毕竟还有个条例。而当中的4个多月大规模镇反运动竟然没有任何划一的明文法令条款。杀人的依据竟不是人犯的罪行是否该当死罪,而是为了“发动群众”。不论“发动群众”作何种解释,都是违背人权、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历代王朝在确立新政之后,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收拾人心;而毛泽东却选择了杀人祭刀,震慑人心。为了凑足百分比,许多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军政人员也遭到杀害。例如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大批中级军官,在镇反时期忽遭逮捕镇压。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的父亲就是该部队被杀害的校官之一。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抗战时期受共产党指派加入国民党宣传机构,后来作为起义的联络代表,结果镇反中竟也被定为反革命惨遭杀害。云南抗战诗人彭桂萼创作滇缅苦战英雄诗篇,曾获郭沫若、臧克家等多家好评,日军投降后出任当地县长和保安司令数月,赞同卢汉将军起义归顺共产党,1952年竟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根据李昌玉文集介绍,湖南一省至少就有5、6个与彭桂萼相同的案例。参加起义的前县长欧阳嗜、刘民英、唐伯钧、邓达五、周礼和田么六(田么六的《平反通知书》见下)。

迎接解放军之后,被处死。县级官员一省就有六人,全国从连长、警长、保长到将校官佐,该有多少冤案,谁能说得清楚!1955年全国展开肃反运动,除了胡风集团案以外,进一步清查历史反革命。各级领导生怕自己右倾,凡是历史上与国民党、三青团有瓜葛的人员一律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2%.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1955夏--1958年 12月底,分4批进行,前3批参加运动的共61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1.4%.(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如何社会统合》)中共中央对肃反非常敏感,1957年鸣放中凡是对肃反提出意见的无一例外,一律划成右派。基层还有许多所谓有历史问题(曾有军政经历)的职工、干部因所谓右派言论被打成右派,加上其历史问题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非常普遍,例如著名的李植荣冤杀案(参见《网路文摘。4276》陈世忠:《郑重悼念李植荣遇难四十周年》)中的李植荣就是曾为国军排长,1957年作为体育教师因言论划为右派,一并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10年。

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说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也完全是虚伪的宣传,实际上根本没有兑现。《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鼓励告密,指使人民互相监控、背地检举揭发,严重地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和社会风气。文革结束后,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历史反革命案例。那么上述的2%还要缩减。每个社会总有极少数不满分子,其中又只有更少实施暴力的罪犯。这是正常现象。一般都是让治安机关依法惩处少数不安定分子,让人民安居乐业。可是共产党为惩治极少数一些人,却发动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的千百万百姓,互相告密揭发批斗,造成多人自杀、疯癫,伤及无辜,造成冤假错案,当事人受苦,家属子女遭株连,上访、申冤、平反往往耗费数十年青春和生命。到头来既折腾了人民也折腾了党政官方机构。这段历史说明,不是中国社会不正常,而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不正常。说明这个党和毛泽东根本没有足够的执政能力。

囚犯中藏龙卧虎

肃反和反右以后,1958年中国实行了判刑大跃进,大量积压人犯都在这一年判决。1960年前后监狱和劳改营关押的人犯估计至少高达1000万,(陈凤孝:《梦断未名湖》第319页),还不包括社会上被管制的人犯,也不包括已经处决的人犯和已经服完刑期继续留场劳动(即使刑满也不准返回原驻地,继续受监控和管制)的刑满释放人员和被关押的劳动教养人员。其中主要是政治惩罚囚犯,即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有部分右派分子等思想言论罪犯。根据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说法,这每年1000万人中,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则不下10%.毛泽东时代,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 2700万。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劳改营中,在各单位受管制的人员中,除了一部分刑事罪犯以外,政治罪犯群内藏龙卧虎,不仅有各种专业的知识份子,更有许多重要的精英人才。最为典型的是现代诗人、现代汉语典范语文的代表人物穆旦(1918-1977)的遭遇。1942年他作为英文专业的大学生毅然为抗战从军,担任了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他的长官就是抗战英雄张灵甫(内战期间与解放军交战阵亡)。抗战胜利后穆旦赴美留学,1952年满腔爱国情怀的诗人告别李政道等学友,艰辛辗转回到祖国。不料竟因他曾经是国军军官的身份,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他的远征军旅诗篇,现代的边塞新诗,竟成为他“历史罪行的自供与罪证”。没有等到恢复名誉的通知,他于1977年含冤去世。白天苦役,晚间翻译,留下的大量译稿成为今天文学界、翻译界的诗坛绝唱。另一位传奇人物是空军英雄王延周。他抗战时期参加国军空军赴美国受训,返国成为抗日飞行员,曾击落日军飞机立功。某次因气候原因迷航误入解放区迫降,受到八路军接纳,恰逢国共分裂,内战爆发,不能归队,被接纳为解放军飞行教官,是解放军空军早期将领的启蒙之师。抗美援朝他入朝参战,击落美军飞机再立新功。1958年肃反中成为反革命,判刑入狱,后遣送原籍,1984年获平反。抗战时期上海银行界高级职员池步洲比英美情报机构更早地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码,他只是协助重庆的电讯机构完成了破译日军密码的工作,并未加入过军统组织。可是在1952年的镇反运动中仍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这位无名英雄创造了令英美谍报机构不敢相信的奇迹,却在劳改和屈辱中耗费了后半生的宝贵时光。

违背国际法准则

从法理上说,这种处理完全是违背国际法准则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8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已经通过了《内瓦战俘公约》。其中第三条规定了一国之内的战争冲突,战俘待遇也适用于该公约。(战俘公约长期被普遍认同为国际公法)。1952年7月13日周恩来外交部长经中国政府授权声明接受该公约,1956年11月5日,全国人大又正式批准了该公约。但是中国当局只是当时要利用这项公约拿中美朝鲜战场的俘虏问题向对方讨价还价,对于在国内战争之后他们惩罚早已放下武器,没有反抗、连战俘也算不上的前军政人员,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思考过应该怎样遵守自己签署过的国际公约。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恰恰是听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许诺,厌恶国民党时代的贪污腐败,决定“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准备报效国家民族,结果当他们迎接共产党新社会到来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监狱的镣铐和劳改营的苦役。 【未完】



--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11月号
http://bjzc.org/bjs/bc/198/4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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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布者:镇反中被枪决的国军投诚将领  2009-11-11 12:42:36  

镇反中被枪决的国军投诚将领

镇反中被枪决的国军投诚将领

佚名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

镇反运动缘起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被平反。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 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 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起义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 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起义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 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 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起义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起义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起义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起义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起义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起义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起义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起义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起义。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起义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起义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起义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起义。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起义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起义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起义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起义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起义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起义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诚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诚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 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诚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诚。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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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布者:镇反被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  2009-11-11 12:43:35  

镇反被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

镇反被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

佚名

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中共则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在中国大陆以“镇反”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的镇反,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本表由《观察》根据原文稿制作,改正了部分明显的讹误)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诫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解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行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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