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俄罗斯已经具有民主的雏形，正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一党专政已让位给了普选民主。曾经权力巨大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再将异见者送进劳动集中营。”但是，由于转型正义的缺乏，由于强力部门和商人寡头的联盟，由于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对威权主义的习惯，非民主乃至反民主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用俄罗斯经济学家、曾经担任几任总理顾问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的话来说，是“从国家头脑中开始的‘独裁主义痉挛’让整个国家抽筋”。所以，他在《后普京时代》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追问：俄罗斯能够避免橙色革命吗？

反对派为何无所作为？

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不同，俄罗斯的反对派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无所作为。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反对派的强大压力，而是因为苏联极权制度自身的失效，以及共产党内部派系的争斗，即以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与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叶利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派以及以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派之间的决裂，最后是叶利钦这一派夺取了权力，并由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一直掌权至今。

在东欧国家中，反对派力量最强大的是波兰，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在当局决定分享权力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执政的实力；反对派最孱弱的是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垮台差不多就是一场军事政变，救国阵线的领导层基本来自原来的统治阶层。而苏联反对派的状况，非同波兰而近似罗马尼亚。如果再将视域放广，我们会发现，在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南非、南韩、台湾，都有一个相当长期的“反对运动”或“党外运动”的历史。在与当局对抗的过程中，反对派在道义、人脉、舆论和组织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资源，这一点是苏联所无法比拟的。苏联的反对派的致命缺点便是：批判有余，建设不足；重于精神号召，疏于转型研究，更缺乏如何执政的训练。

苏联反对派无所作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谁也没有料到苏联的崩溃来得如此之快，大家都以为这个老大帝国会如同百足之虫一样，死而不僵。谁知斯大林主义者们错误地发动自掘坟墓的“八一九”政变，导致苏共成为众矢之的，很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遭到解散。原有那些统治层中的精英，则纷纷变脸成为民主派，立即攫取了唾手可得的权力和资源。

土匪亚文化的复辟

早在苏联解体前后，改革派的思想家雅科夫列夫便敏锐地指出：“不能不看到：几千年来俄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暴力模式还能重新产生疯狂的独裁者和觊觎王位的人。”结果，此后近二十年俄国发展的轨迹被他不幸而言中了：普京便是这样一名应运而生的“新沙皇”。

拜国际石油价格飙升所赐，普京政权一度显得财力充足，大部分民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普京因而获得极高的民望。但是，杰里亚金认为，普京式的繁荣是“肺痨性潮红”，经过普京八年的任期，俄罗斯社会既没有建立起公正的政治经济体系，也没有真正的文化思想和科技的创新能力。

普京政权所依赖的支柱，仍然来自于旧体制。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帝国》一书中分析说，所谓“旧体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旧的官僚体系，总人数约一千八百万人，由于反对党从未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所以这个体系仍然无他物可替代；庞大的军队，共数百万人；权力很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民兵；中型和重型的国营的工业企业，包括高度发展的军事工业集团，仅后者就拥有一千六百万名雇员；集体和国营的大农场；几十年灌输给人民以蒙昧观点的意识形态领域。其中，普京最器重的又是强力部门，因为他本人便曾是一名克格勃官员。如今，克格勃虽然更改了名称，但昔日为非作歹的成员们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转型正义自然就无从谈起。

杰里亚金认为，普京政权的实质是一个“军事－－警察官僚集团”。他发现，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强力部门的开支（国防、维护稳定和国家安全）超过所有社会性开支（社会政策、教育、保健、文化与传媒等）的一倍还多。他更发现，整个国家的暴力化愈演愈烈，狱中一半的囚犯都受到过虐待，警察普遍蔑视法律、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当国家政权像一个匪帮那样行事，即用纳税人的钱来进一步掠夺纳税人的时候，大部分社会成员也不得不接受土匪的原则、学习土匪的习性，“习惯暴力的实现方式很容易并不易觉察地发展到诉诸暴力的倾向”。对此，杰里亚金并非杞人忧天地指出：“讨好军事－－警察官僚集团，只会将其变成国家的实际主人，俄罗斯已经远离美国和欧洲模式，更可能漂向尼日利亚和海地模式。”

另一方面，普京时代继续叶利钦时代对商人寡头利益的照顾。虽然普京打击了几名著名的寡头，但这并不是他有意要改变寡头深切地嵌入俄罗斯社会的现状，而仅仅是这几名寡头挑战了他的权威。普京本人即是最大的寡头之一，他个人拥有的财富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与大多数寡头之间的关系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这个政权虽然经过程序上的选举，但已经失去了服务民众的本质，正如杰里亚金所批评的那样：“如果国家服从于商人利益，除了导致极其嚣张的腐败外，还会把国家变成实现商业利益的一个普通而粗暴的工具。仅仅由于商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客观不一致，国家就失去了履行其社会职能的机会，那么对于授权给它的社会而言，国家的存在也就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今天中国的现状，在这两个方面都与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中国还维持着一党独裁，所以中国之疾更是病入膏肓。

一个“好的俄罗斯”是否可能？

在普京执政后期，普京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杰里亚金对普京的批评被许多人认为是吹毛求疵。几年以后，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从高位跌落，俄国经济遂遭受重创，普京神话终告破灭，杰里亚金的前瞻性这才让人信服。那么，俄罗斯有没有可能补上转型正义这一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蜕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一个“好的俄罗斯”的梦想呢？

杰里亚金认为：“俄罗斯的悲剧在于，当前的精英层是在偷盗和破坏自己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改变此种格局的办法是：“只有实现政治现代化，从而不仅促使大众觉醒，而且还要对俄罗斯精英层进行整肃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开辟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之路。”目前仍然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国家投资委员会任职的杰里亚金，进而对“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开出了一张全面治疗的药方：在国家制度方面，建立公正的司法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恢复议会的立法权，联邦关系的正常化等；在社会政策方面，医疗保健体系实现正常化，让退休金改革服务于老百姓，制定有长远目标的教育和科学政策等；在经济现代化方面，保障所有权，限制滥用垄断地位，解决大众贫困化，振兴落后地区等。这些建议，对政治转型尚未开启的中国来说，亦有相当之参考价值。

如果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愿意接受或部分接受这些建议，俄罗斯的重生不是没有可能。他并不愿意成为普京的傀儡。俄罗斯“告别普京”不是没有可能，俄罗斯医治寡头政治的绝症、实现社会的公正性和责任感也不是没有可能。从“贫乏的专制”走向“充满活力的民主与自由”，是实现一个“好的俄罗斯”的必由之路。



－－原载：《争鸣》，2009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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