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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学智之旅的顶级成就

作者:Pascal Salin  翻译:iDo98  
2009-10-18 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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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日,帕斯卡-萨兰(Pascal Salin)获得盖瑞-施拉宝(Gary Schlarbaum) 自由终身成就奖。本文是他获奖之际发表的演讲之略加编辑版,他的演讲首次发表于在线杂志“自由意志学派论文”(Libertatian Papers),该在线杂志是由米塞斯研究院 (the Mises Institute) 发表的自由意志主义学派学术成就之荟萃。】

在我讲演之前,首先请允许我对米塞斯研究院表示诚挚的感谢,获颁Gary Schlarbaum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在此我感谢盖瑞-施拉宝先生如此慷慨地创设这一奖项。

获得这个奖项无疑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向往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你们给予我的认同以及支持我深表感激,尤其是因为我所居住的国家,我的祖国法国,一向是一些最有说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故乡,但不幸的是现在,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国家之一。

我深感荣幸,因为我非常钦佩卢-罗克维尔(Lew Rockwell,译者注:米塞斯研究院的创办人及会长)和他所做的出色贡献,钦佩米塞斯研究所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所有支持者,无论是来自学术界或是来自企业界的支持者都明白清晰的原则是社会和平发展以及他们日常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米塞斯研究院对珍惜自由的人来说可以视为世界中心。我可以证明,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米塞斯研究院提供了独特的学智支持给那些为捍卫自由世界而渴望严谨分析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他们会感到非常孤立,可能开始怀疑他们自身思维的存在价值。

遗憾的是,我直到我学术生涯的后期才知晓米塞斯研究院,对所有那些可以通过米塞斯研究院的研讨会和出版物而获得无与伦比教育机会的年轻学者们,我多少有点嫉妒。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很幸运没有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知晓米塞斯研究院,否则,在法国的学术氛围之下,我根本就不可能被任命为教授。

我今天发言的标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事实上,我想提出一些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大致相关的想法,主要但不完全是涉及有关货币制度的运作问题,这个议题在本次会议中已极好地被详尽阐述了。

此外,承蒙建议,我还想解释一下我是如何机缘巧合地发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并将我在通往个人自由世界的智慧之旅中汲取的一些教训传递给大家。

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连贯性

许多年来,我一直是无意识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者。但是,当我真正发现奥地利经济学派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发现经济学回归到它应有的面目了:不再是一些不同思想领域相互之间毫无任何联系的零碎理论的东拼西凑了,而是以个人行为的现实假设为基础的一个思维的逻辑过程。经济学具有了连贯性。正如米塞斯正确地写道:“世上没有所谓的‘劳动经济学’或者‘农业经济学’。只有一个连贯成一体的经济学。

他或许可以补充到,“世上没有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因此,当有人邀我写一本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时,我先是很想拒绝。但是最终接受了这个邀请,因为它使我有机会表达如下意见:不考虑个人行为的影响,诸如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之类所谓的宏观经济问题是无法理解的。

经济学(或者说至少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这一事实:其所有的经济学观点都可以从一个唯一的原理中推断出来,这一原理就是行为公理或者说是个人理性原则。其他的知识领域,譬如物理学或生物学,是没有这一迷人之处的。在物理学中可以有研究模式的改变,一个对基本假设彻底改变的完全的知识革命。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经济学中:以个人不行为或者个人行为是非理性为假设,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是毫无意义的。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永恒的普遍的,幻想世上存在一个依赖于特定时间或地点的特定的经济学理论是完全愚蠢的。(一位法国教授想法正好相反,他写的一本教科书的标题是《阿拉伯人经济学》)。

我讲授有关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理论的课程有较长一段时间。但是,每在课程开始之初,我都会提醒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我主要不是打算让你们学习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和事实。我只是想利用这一具体领域作为一个范例,传授从经济学角度思维的方式。”

然后我给他们示范,如何从个人理性的假设合乎逻辑地推断出货币体系是如何形成并自发组织起来的。我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充分理解货币体系的运作,重要的不是把重点放在货币技术手段上,而是对竞争、垄断以及卡特尔形成一个连贯的理论。换句话说,不是一方面有是竞争的理论,另一方面又有货币体系的理论。而是只有一个唯一的经济理论。

然而,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起步于相同的基本假设--即假设个人是有理性的而且可以做出选择的,然而经济理论领域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经济学派。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经济学家们都是从相同的初始假设出发,而且都能够符合逻辑地进行推理,那他们应该得出相同的结论啊。

在此我不会详细阐述这一基本问题。不过,允许我就强调以下几点:在经济学教科书和论文的开头,总是有一章是讲述消费者的行为,还有一章是讲述生产者的行为,似乎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两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行为。这完全有悖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有关人类行为的连贯性观点:每个人都是通过行为或者生产以获取满足的行为人。主流经济学因此充满了这种不一致--比如在确定最优数量的货币时或者在发展一种经济政策理论时常常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才是严格连贯一致的。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确认奥地利经济学派就是纯粹的经济学--而如现在这样被认为只是一家之言论、偏见、价值判断哪?这是一个伟大的未解之谜。然而一种解释可能是由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确切地说是它本身就是不符合多数人共同的偏见,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是,荒谬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科学特性,反而常常指责这一学派纯属意识形态的,空想的。

二、我走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旅程

正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这种出色的连贯性吸引着我,而且自我发现它以来一直如此。因此,请允许我在此回亿一下我的过去,讲述一些有关我的学智之旅,虽然我不喜欢谈论我自己。但是,有人建议我在介绍一番自己。

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或者大学生的年代中,公共舆论并没有强烈的有关意识形态的辩论,人们普遍接受一种温和的社会民主的思维方式。然而,在知识界和大学里,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成为主流的学说。

就个人而言,即使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孩,我一直在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我永远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连贯而又武断的。但我必须承认,在当时那种环境中,我无论如何有些社会主义的倾向。我家庭里部分是具有基督教民主党的传统,我也认为社会正义是国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公有企业的管理应当符合公众利益。

在我之前我的家族从未出过经济学者。因此,我想成为经济学者的决定是相当令人吃惊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我想理解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有多大。此外,我有一些自发的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我想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我在大学期间获得的教育远远不及现在大学经济学的学生。那时获得的是良好自我感觉、经济史、以及一些或多或少得以完好解释的经济理论概念三者的混合。数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只是在课程结束之前简单介绍了一番。

尽管受到的是有缺陷的教育,我从中获得了两个重要的信念。第一,我发现经济理论确实存在,而且它是唯一了解经济现实的途径。从那时起我获得了信念,那就是没有什么比理论更实际了,这一信念我一直竭力传给我的学生。第二,我从微观经济学中悟出,不理解个人行为,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运作。

不管怎样,我对我获得的教育是不满足的,因为我感觉到经济理论确实存在并且在许多其他国家得以传授,但我对这些理论没有足够的了解。令人高兴的是,一些我认识的大学同学也同样有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在1961年12月,我们决定携手合作,一块自发学习我们大学教授没有教给我们的经济理论知识。因此,我们成立了让-巴蒂斯特-萨伊经济理论研讨会(Jean-Baptiste Say Economic Theory Seminar)。我们每周开会讨论会员撰写的研究论文。我们还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永久收入假说(PIH,译者注:又译为恒常所得假说,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的书。因此,我们特别接触到了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著。虽然我们每人都对不同的主题感兴趣,可以说那时我们都已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学员了。我们当时感到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是科学、合乎逻辑、正确地基于个人主义原则的。由此,芝加哥经济学派使我们有可能调和我们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倾向与我们对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渴望之间的矛盾。在那个时候我拜读了卡尔-波普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的影响更使我的这些自由主义倾向得到了加强。

很显然,我们为研讨会选择这样一个名称,是想强调两点:我们对经济理论非常感兴趣,以及我们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这两点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都是被视为具有挑衅性的,但我们就是故意这样的。做“集体研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经济学研究人员都本应该是完全孤立的,而我们当时进行的”集体研究“也就被认为是有点可耻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阅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出版物,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这在当时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罪过!我们的绝大多数教授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法国的经济科学,完全不同于在其他国家发展的经济学。作为这些外国评论杂志的读者,我们被指控为“紧跟在美帝国主义身后的追随者。”

请允许我在此提及一下,让-巴蒂斯特-萨伊经济理论研讨会现在仍然存在。它位于巴黎第九大学内(University Paris-Dauphine)。现在我们中的有些人仍然是芝加哥学派或接近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者,有些则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者,等等。但我们都自由学派的(在古典或欧洲意义上的自由学派),因为我们都认为,不理解个人行为,就无法理解任何经济或社会问题。

有几种发现真理方法:对某些人来说真理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就被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他们的生命早期就发现了米塞斯研究所的年轻人实在是很幸运的人。其他人是一段路一段路曲折地发现真理的。

因此,我在大学里获得了多少受凯恩斯的想法启发的相当松散的教育之后,我成了一个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弗里德曼学派的追随者。但是,作为一个弗里德曼学派的追随者在当时是有些禁忌的,现在仍是如此。举一个例子,前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经说过“弗里德曼是文明的破坏者。”最近他说,不幸的是弗里德曼已经去世了。否则的话,他可能已被国际法庭定罪为一个危害人类的犯罪(根据罗卡尔的说法,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倾向正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不管怎样,弗里德曼是维护个人自由的,对我来说,成为弗里德曼学派的追随者是我在学智之旅中远离主流的第一步。而且,请相信我,在当时成为弗里德曼的支持者,并建立类似萨伊经济理论研讨会的组织,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我是一个弹性汇率制的支持者,弹性汇率制在当时也被人认为是古怪的(例如当时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就这么认为,他后来曾任法国总理)。我非常理解期望全世界实行固定利率的梦想--比如在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制度下--但是,鉴于国家货币的存在,鉴于货币当局想要能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些货币就会是不同的商品,它们间的相对价格就需要由外汇市场来确定。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看到过许多国家被妄求维持固定汇率的官员所破坏,这些官员在妄求维持固定汇率的同时却制定了通货膨胀政策,强行实施严厉的具有破坏性的外汇管制,以求解决被错误认定的所谓国际收支问题!因此,如果没有方法可以限制货币管理当局通货膨胀的倾向乱发行货币的话,我还是宁可偏向弹性汇率制。

我刚才提到了我的博士论文。论文的标题是“开放经济下的货币均衡”。我那时已经着迷于--正如我一生如此--货币及货币体系。我的论文主要是基于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创立的理论方法。当我开始做一些有关论文的研究时,我偶然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中发现一篇蒙代尔的文章。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像是一阵电击:我找到了写我的论文所必要的工具。

事实上,蒙代尔创立的被称为政策组合(policy mix 译者注: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的方法既是芝加哥学派又是凯恩斯学派。我后来成了这一方法的最尖锐的批判者。但它是我学智旅途中的必要的一步。

后来,我发现了哈耶克(著作“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或者也许是“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这又是一次智慧的电击。这才是我渴望的方法!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已被邀请在一个有关自由市场运行的会议上呈送一份关于货币问题的报告。我刚读了哈耶克的“选择货币”一书的一页,我就非常兴奋,我的大脑自行运作了起来,我当即撰写了我的报告。然后,我又重回哈耶克的这本小册子开始阅读起来。

事实上,我在学生时期就听说过哈耶克,但那时他呈现给我的映像是一个过去的老式的经济学家,我甚至认为他已经谢世了。后来,我有幸结识了他。我有许多有关他的趣事,但这里我就讲述其中一件趣事:在1980年,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法国议会的议员们邀请哈耶克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完之后,我们就去一家叫做银塔(La Tour d’Argent)的著名巴黎餐厅吃饭。在晚宴上,哈耶克突然问餐厅拿了一张明信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市场不仅是一个更好的适应,而且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新调整以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周围环境的适应。”

这不正是一个纯粹的哈耶克的写照吗?

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机会见到米塞斯本人。不管怎么说,在发现了哈耶克的著作之后,我怀着同样的热情发现了米塞斯和罗斯巴德。

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人必须要宽容别人,而不是宽容不同想法。大多数人没有遇到正确思想的殊荣;他们必须去发现正确思想,而得以发现有几种可能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容忍别人,接受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一点点的真理(为什么不哪)。但是,每当你有了坚定的信念,你绝不能宽容,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你绝不能接受任何对你信念的妥协。

奥地利学派的学者经常被视为偏执的极端主义者。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但他们必须愿意接受讨论,接受循序渐进之办法确实存在这一事实,而且,有时不同方法之间可能存在收敛交集或者兼容性。

三、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

我已经提到先前提出政策组合的的蒙代尔,由于他的芝加哥凯恩斯主义倾向而值得争议。但对之后著有“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的蒙代尔我我不会说同样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必在意国际收支,那只不过是一个账户。而且治愈所谓国际收支问题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停止采集及公布有关国际收支的统计资料。然而,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对研究固定利率国家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无益处。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强调。与大多数担心通货紧缩的经济学家相反,蒙代尔强调,不仅无需惧怕通货紧缩--这里通货紧缩就是指货币的减少--而且通货紧缩是可取的。事实上,当货币量相对商品及资产的量正在下降时,货币的购买力就在增加,因此,个人就持有更多的实际现金余额。同时,由于实际余额可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实际余额越多,在其他生产要素上的回报就越高。因此,通货紧缩提高了实际利率。

上述这点无疑为奥地利学派所接受。但同样为事实的是,一个像蒙代尔这样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唯一关心的是货币创造--或者货币毁灭--对物价总体水平的整体影响。他还没有纳入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也就是我们必须关心钱进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货币创造对相对价格带来的后果。目前的金融危机--我将在后面加以阐述--就是很好说明这一观点的例证:最令人不安的不是美国过去扩张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而是由这一扩张的货币政策所引起的相对价格和利率的巨变以及极度的不均衡状态。

与主流意见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知道,在任何社会中都没有需要创造金钱。换言之,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货币,就没有必要创造更多单位的货币,这与主流意见恰恰相反。事实上,个人需要的是实际现金余额,而不是名义现金余额。唯一创造实际现金余额的方法包括破坏名义现金余额。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但大多数人不接受它,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在我们时代现有的货币体系有限的构架内推理的,在现有的货币体系中新的货币的创造对应于一个新信贷的创立。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新的信贷能够刺激经济。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经明确表示这样一个过程只是一个危险的幻想:货币当局自称储蓄额高于行为个体自由决定的金额之和。不幸的是,幻想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正如我们现在可以见证到的。

四、对货币制度的一些看法

在讲述目前金融危机问题之前,我想谈谈有关货币体系的一些思考。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发展一整套货币体系的理论。但是,再次从我自己过去的学术经验中汲取些感想,我想再次强调一下经济理论的独特性,至少在奥地利学派的连贯方法中它所具有的独特性。

在1980年代,我的一个时任电信部部长的朋友要我写一份关于电信业自由化的报告。我对电信业知道不多,而且我必须对付部长们的顾问们,他们可是技术专家,使用一种特定的我不懂其词汇的语言。但我很快明白过来,我在研究货币体系时遇到的或发展的想法可以应用于任何网络活动,至少当你对竞争、垄断以及卡特尔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时是这样的。

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对竞争完全武断的定义上的--一个纯粹完善的竞争--这特别意味着只要有大量的生产商生产完全一样的产品,竞争就普遍存在。这一理论与现实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只能视为一个纯粹的学术游戏。但它是公认的规范,为大多数的反托拉斯政策提供了依据。

如果死守这一理论,很显然就很难接受网络活动比如电信业中竞争的想法,货币体系中的竞争也不能接受了,因为它似乎有很多理由无需大量的相关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商。存在的是他们所谓的“自然垄断”了。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想法,在这种竞争不能盛行的情况下,将有必要进行公共干预了。

但这种竞争的传统定义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现实,而且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进程而不是结果。他们不关心生产商的数量,但他们关心市场发展的进程:竞争普遍存在于可以自由进入,无论这一进程的结果如何。

现在,竞争意谓着差异化--与假设的纯粹完善的竞争相反--因为竞争诱使生产商尽力比别人做得更好,使自己与众不同。但对许多商品来说生产者或消费者需要商品的同质化。寻求最优的差异程度--同时也意味着最佳的同质程度--显然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巨大问题。

有两种方法来确定差异化程度:要么是通过个体之间自由的相互作用而找到;或由国家事先就决定的(如已如此建立的欧元),从而没有人可以知道被选定的生产结构是否为最佳,换言之,它只是符合某些个人的愿望。事实上,自由市场的权衡才是唯一有意义的确定方法,因为最优是不能由外部确定的--这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假设正相反--而须是由相关的个体决定的。

根据所考虑的活动,最佳的差异程度或者最佳的同质程度是不一样的。它必须是由相关的个体来揭示的,而不是从上面的管理机构或个人决定的。运用奥派的竞争定义,事情就变得很清楚:重要的是过程(自由进入)而不是结果(生产商的数量)。但是,每当同质化成为可取的时候,它并不意味着唯一可能的市场结构就是由垄断商生产同质的商品。它也可能是由许多生产商共同生产同样的产品,这些决定可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达成的。换句话说,他们决定创立一个卡特尔。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一篇发表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上关于卡特尔的文章中,我详尽阐述了对卡特尔的一个积极的看法。卡特尔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生产商之间的安排,建立一种垄断的地位,设法从消费者身上榨取一些额外的利润。但是在现实中,一个卡特尔只是一个合作协议,不同的生产商协力使他们的产品同质化,相互可替代。因此,卡特尔意谓着合作;然而官员之间的合作被看作是良好的,而私人实体之间的合作则被认为是有害的,被人称为是勾结。这是一个选择正确措词的困难例证,因为许多措词有一个固有的规范含义。再举一个例子,人们很容易相信,在欧洲联盟内协调各国政策是有益的,因为“协调”意谓着国家之间以及个体之间存在着和谐。但是“协调”一词与“强迫性卡特尔”或“缺乏竞争”在意思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一个自由建立没有公共中央银行的货币联盟中,不同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但他们作出安排使得这些货币是完全可相互替代的,这对货币用户来说是有益的。例如,在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制度下,银行为他们发行的货币提供两种类型的可兑换保障:

* 担保可兑换黄金的保障,每个银行负责各自的这种保障。这意味着,如果某家银行创造了过多的货币单位时,它可能无法以黄金偿还它们并可能破产。因此,钱的生产商即银行被诱使不能发行过多的货币。

* 担保所有银行承兑货币联盟其他成员银行发行的货币,从而在不同货币之间产生了可替代性,这意味着每种货币都有在更大的区域流通的潜力,因而变得更为值得拥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领域的优化范围是由市场自身发现的。超额发行的风险较低,因为:

* 银行各自负责提供兑换保证。

* 有可能存在一个相互监督的系统。

因此,系统性风险在在这样的体制中是没有机会出现的,这与目前的有公共央行的货币体制是相反的,目前有公共央行的货币体制中,银行受法定货币的法律保护,免受外来的竞争,并会被诱使超额发行货币,这归因于中央银行扮演的“最终贷款人”这一角色。

现在,我们不需要从外部决定金本位制是最好的货币体制,或者100%准备金体制是更优越的。我们必须进行试验,让货币的生产商和货币的使用者自由地进入到货币市场中来。

在这里,在这个米塞斯研究院的盛事活动之际,我很遗憾地说,我不一定是100%准备金率的支持者。但我是自由货币和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捍卫者。我们不能阻止银行以及其他机构创立菲亚特货币(译者注:菲亚特货币是指由政府发行的不能兑换成黄金或白银的纸币,其购买力源于政府的权威和信誉)。但是,我们可以设计一种体制,一种可以限制货币创造本身以及限制货币创造的不稳定性的体制。

五、金融危机

我在这里,在这个商业周期正确理论的殿堂之上,谈及金融危机可能似乎有些冒昧。顺便说一下,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汲取米塞斯研究所的智慧,这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这一系列事件,并能在法国更好地对此做出解释。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危机应该促使人们认识到,除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之外,没有别的有效理论了。但是,尽管很明显这场危机并不是由世界各地过度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所引起的,同样的声明正无休止地重复着:市场的自我调整已经失败了,我们必须庆祝政府的荣归。

奥地利经济学家已经阐明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这里我不打算详细分析这次的金融危机。请允许我仅就这场危机做几点评论,以强调这场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政府干预的危机。

* 缺乏实际的储蓄,至少在许多发达国家,更准确地说是缺乏股权资本,也就是说,缺乏对资本实质性的财产所有权,缺乏资本家。资本主义就是指意谓着拥有资本、对资本的产权。但是,我们或多或少有的是伪资本主义,没有资本和资本家的伪资本主义。世界需要更多的资本家。造成这种低水平股权资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来源于税收政策。与通常所说相反的是,资本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税收体制中是课税过重的。

* 货币当局试图在货币创造和信贷方面找到这种缺乏自愿和实际储蓄的替代。

我们时代的商业周期是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联合的一种结果:

在目前的危机中,由于美联储在21世纪初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世界上已经充斥着可以在低利率的条件下得到的大量的流动资金,因此金融机构短期融资方面有着巨大的机会。

不管怎样,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金融机构已如此短视而无法预测未来?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无知:大多数银行家不知道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存在着一个真正资本家的短缺,即资本的业主。大银行沦为官僚机构,决策权不在无数的股东身上,而是由管理层控制着。管理人员是工资收入者,不算是资本家。而工资收入者与资本家不同,他们是短视的:他们合理地竭力使自己的收入在短期内最大化。如果他们的银行失败了,他们并不会失去任何资本。他们可能会暂时失去他们的工作,但他们本身的人力资本毫发无损。

在19世纪银行是属于真正的资本家的,银行股权资本约占资产负债表的60-80%:那时的银行家借贷或投资的是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有责任而且不会接受过度的风险。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有限资本主义的世界,各中央银行和银行的决策权在经理人而不是资本家手中。这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与法国总统萨科齐,连同许多政治家、记者、或学者的声称正相反,没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加以管制,也没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加以改善。相反,有必要复兴资本主义。

六、解救危机并恢复资本主义

如何做到呢?

从短期来看,似乎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拯救金融体系。人们普遍缺乏信心,银行不愿借钱给对方,担心他们的潜在合作伙伴遭受失败。国家似乎是唯一可能的中介机构,因为它不可能失败--它得益于这个无与伦比的特权。讽刺的是,人民将这一国家特权事实理解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证据。更确切地说,它似乎证明了某个信念的正当性,这个信念就是金融体系需要最终贷款人,而且这个最终贷款人必须是一个公共机构。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似乎是谁破坏了某样东西,谁也就是唯一能挽救这样东西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该庆祝货币当局的救援决定,而是应该责备他们制造了这个麻烦。

金融机构普遍崩溃的威胁是国家干预的支持者提出的主要论据之一。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更多的银行将倒闭,这在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是正常的。但不管怎样,它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一些破产的银行已经被其他银行所收购,这意味着在金融体系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处境。同样明显的是破产银行的管理者更愿意被国家所救助,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保住他们的职位,而在被另一家银行收购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被解雇。

从长远来看解决问题的方案无疑就是要恢复资本主义。它意味着减少国家的作用,税收制度对资本积累更为友善。它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终结,以及如果可能的话,中央银行的消失。

最后,我想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看起来在财务问题方面存在这规模经济的收益。但是就像目前的情况那样,当非常大的公司由经理而不是由资本家管理时,这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我不相信规模经济的存在,至少在所有银行业务活动中我认为是不存在的。他们可能尤其存在于具有较高的学术内涵的市场活动之中:一旦做出了金融市场的分析,可以用来任何规模的购买和销售。这种业务有固定费用也有随规模增加的收益。也有一定风险:一旦分析许是错误的,采取的决定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多样化的分析可能和一个资产组合中多元化投资同样有益。

不管怎样,在我看来最好的机构解决方案应包括建立金融卡特尔,也就是由大量资本主义银行组成的体系,由资本家拥有并承担责任,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失败,然而将这些银行用各种协调进程联在一起。因此,如果规模经济确实存在--比如关于投资和风险承担的决定--金融卡特尔的成员银行可以利用一个共同的子公司以执行这一特定的具有规模经济的任务。这样一个结构的好处之一是成员各负其责,他们被诱导会组织相互监督系统。货币及金融卡特尔在很大范围内可以调和一些活动与由真正资本家的管理之间的关系。

结论

目前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而是国家干预引发的危机,这也是对经济问题采取机械主义方法的一个后果。我已经强调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以及大银行的管理权在管理人员而不是资本家手中这一事实。但是,我们还可以补充道,对管理的数学模型赋予了太多的信心,而对个人的行为及奖励没有足够的关注。一位受过奥地利学派传统教育的银行家是不会接受如此高程度的风险,他将会对21世纪初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秉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目前我们现在有一个破坏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凭着解救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弊端的托辞,国家加强了金融体系中非资本主义的方面:

* 国家成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股东。

* 大型的兼并造成愈来愈巨型的银行。

* 货币当局正降低利率并分配过多的货币,因此为另一货币周期留下隐患。

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良性循环呢?必须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自我调整的,监管并不是获得调整的必要方式。但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工作需要进行,需要教育人民,说服各国政府,他们必须扭转趋势,而不是逐步地一点一点地改变,而是一个完整而又迅速的系统性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米塞斯研究院作为稀有的能够正确分析自由市场运作的机构之一,肩负着历史性的责任。

正如卢-罗克维尔写的,

“伟大的变革必须来自思想的世界中。但是没有对人民的动员,我们绝不可能带来货币革命。伟大的民众运动不可能建立在废除法定货币的基础上。正如我们自己的历史表明,黄金以及反中央银行是动员的问题。他们也具有非无足轻重正确的优点。”

最后,让我回顾一下我已陈述的观点,在场的各位或许能够接受这些观点:

*没有必要创造货币。

*从无需有任何国际收支问题。

*金融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而是国家干预引发的危机。

*应该废除中央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坚信,这些观点是不容易被公众舆论甚至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所接受的。

我表示出这种看法,可能会被视为愚蠢的或者是危险的极端主义分子--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我必须承认,我需要一些勇气来继续我的这些想法,特别是在我的祖国法国。

但是,我不能独自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我所欣赏的人们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发自内心深处地感谢米塞斯研究院以及这里的每一位。



--原载:《铅笔经济研究社》,2009-07-12
http://www.ipencil.org/?p=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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