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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网=>“民主可以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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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专制 宣传 专制文化 中国社会 产权 工会 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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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可以当饭吃”

作者:夏明  
2009-07-21 16:25:23  
发表评论 [4]  推荐本文  正体


【按:黑帮统治下,黑帮头子发飙,搞一个人造大饥荒,几百万几千万条命就没了,多少年积累的财富就没了。没有民主,发生大灾难的机会很高,眼前的蝇头小利,怎么能比性命还要紧呢?】

民主具有本体性和工具性双重价值。如果读者读过我的书籍和文章,尤其是《民主:政治维纳斯》一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以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来看民主的。民主具有多维的工具性价值,但对我来说,我对民主的接纳并非是工具主义的思考后才产生的。因为民主的本体性价值,我们就容易理解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解释中国民主缺失

我有一位升居要职的体制内的朋友给我一个比喻,他称之为“楼层理论”:你谈论民主的价值,是因为你站在三楼。可是你考虑过一楼和二楼的住户没有?顺这个理论下去,就看到了官方的民主应当缓行的托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素质还没有提升到实行民主的高度。尽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重量级研究员蔡定剑领导一批人大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抽样调查和试点观察,在《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中系统地批驳了官方的“人民文化教育素质低下论”;结果不是官方反省和调整政策,而是蔡定剑被排挤出全国人大办公厅。同样让人困惑的是,香港居民的经济收入早已超过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居民文化素质在亚洲地区领先,但民主选举在回归十多年后仍未展开,港督还是中央任命。同样地,我们可以问一问:是否澳门可以为大陆民主化起上试验田的功用?是否上海地区居民的文化素质还不够民主探索和实践?是否深圳特区还不能探索政治改革?是否省市县的选举还没法采纳直接竞选?等等。总之,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到底是人民的文化教育素质太低,还是政治领导的民主法治意识太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本文的目的不是停留于阳春白雪层面的理论之争,而是下一两个楼层,来探讨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在官方的“民众素质还不适合民主”的宣传之外,具有改革意识又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颇有新意的论题:“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该文中,俞教授开宗明义写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俞教授在这里既对又不对:首先,民主的基础和目的是个人权利和利益,民主体制根本上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它的核心内容—“服从多数统治、保护少数权利”--首先对每个个人而言是好东西,是没有偏见、没有歧视的、无分别心而为众生所用的普世价值。同时,民主对官员而言也是好东西,因为每一位官员都可能成为非民主制度和行为的牺牲品。如果中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遭到迫害时想到了宪法,如果中共前总理和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想到了维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价值(见《改革历程:赵紫阳秘密回忆录》),难道还有哪一位中共官员敢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会永享特权、无需民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人权吗?因此,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对个人、官员而言,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民主都是个好东西。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要论述,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具体说,对平民百姓,甚至是弱势群体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与中国的精英层长期的互动过程中,他们时常质问我的一个问题是:“民主可以当饭吃吗?”当然,他们并不太关心“吃饭”问题,因为他们大多是“肉食者”。既然中国的民主还主要由“肉食者谋之”,而他们又以此构建出了一套宣传话语体系,把自己扮装成百姓饭碗的守护人,动辄用“民主会带来动乱、饥饿”的谬论来恐吓“以食为天”的百姓,我们有必要来立论闡述 “民主可以解决民生问题。” 正如任不寐在其《灾变论》一书中所言,许多的中国人还未摆脱“灾民的饥饿恐惧”,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吃教”还是中国的国教。在灾民文化深重的国度要推行民主化,我们就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民主能当饭吃吗?我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在下面的行文中,我将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来阐述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经济逻辑的核心是产权问题,亦即: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对土地的所有权、对股票的所有权、对选票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财政和分配正义问题。

不完全的劳动力产权

生产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是三者可以自由流动参与进生产活动,并基于各自的产权,劳工获得工资、地主收取地租和资本家分得利润。那么,什么是工资?工资是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或回报,其高低多寡一方面由劳动力成本决定的,另一方面又由市场的供求关系來决定。前一个论述主要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理论,据此,工人获得的最低限度工资,首先要足够到满足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亦即,在吃饭和睡觉休息后工人明天还能回到工厂继续生产活动;其次,它还要满足下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亦即,工人有足够的资源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保证未来生产能得以持续。后一个关于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论述主要是由西方经济学强调的。无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我们都将看到,中国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都不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完全的产权。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说,劳动力所有者不是自由人。这一境况决定了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血汗工资制度。

所谓自由的劳动力所有者,是指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拥有全部的劳动力所有权,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与其它两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地主和资本家)进行自由交换。由于严厉的户口制度限制,中国并未形成真正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外来民工在劳务市场上受到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因为民工通常不是以家庭为单位流动的,男性民工在外打工,他们的妻室儿女留守在乡下。农民工得到的最低工资是足以维持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并未完全考虑未来劳动力的再生产,亦即养儿育女的开销。这部分劳动力成本由农村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来消化了。与人们看到的农民工现金补贴家里的表面现象相反,实际情况是,农民工成了家里补贴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的工资就只反映了农民工部分的劳动力价值。

如果又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中国由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劳动力基本上是供大于求。农民工的工资必然被不利的供求关系压低。问题在于,中国改革进程中政府基本上是“打左灯、转右弯”和“嫌贫爱富”,专制政权剥夺了工人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利,宪法取消了工人的罢工权。在劳资谈判工资上工人没有制度资源,他们的低工资就不完全是市场行为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的行政干预扭曲的。由此观之,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改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已翻了两番多,而沿海民工的月工资却一直徘徊在1500元上下。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农村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参与进劳动力大军,而城乡家庭收入差距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持续拉大。总之,如果不取消户籍制度(中国专制主义控制的拱顶石),如果不允许自由工会和罢工权,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形成自然的均衡,供求关系就会被扭曲,农民工的工资就不可能有公平。对于城市工人来说,尽管户籍制度不是一个因素,但自由工会权和罢工权的丧失同样压抑着他们的工资。这就解释了,中国不仅有急剧加大的城乡差距,也有急剧加大并已过国际预警线的贫富差距。

国家垄断的土地产权

我曾经去台湾访问过。台北的城市规划和亮丽程度与大陆的首都和大中城市比都逊色得多。为什么?因为台北的房产完全是私有化的,要想征地和搬迁都不容易。尽管台北的房子貌不惊人,可价格不菲;由此政府推行城市开发和规划的成本太大、困难太多。与此相比,大陆的政府可以任意征地、强制搬迁,工作方法是推土机作业,工作作风也像推土机作业。大陆整齐划一、粗暴简单的城建城改反映在了日益加剧的围绕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记得几年前回成都老家,看到了天府广场扩建引发出的一场冲突。在天府广场上有参天古树遮掩的一个千年古寺,它是四川伊斯兰教协会的一个清真寺。因为政府要把广场向外拓展几十米,这个清真寺就成了搬迁对象。当地的穆斯林信徒坚决反对,引发了一段时间的对峙和僵局。后来,当地政府给穆斯林信众建了一幢红色耀眼的商业气十足的大厦,把原来古朴的清真寺推平了。从政府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仁至义尽、简直是大方有加了;但对信众来说,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历史积淀出的神圣和庄重,他们的宗教情怀受到了伤害。中国的回汉冲突缘由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的学者是这样解释土地私有权与台湾现代化的关系的:蒋介石逃往台湾后痛定思痛,决定追随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推行土改。这是正真的私有化的改革;不是大陆那个土改,土地国有、尔后交给农民却又马上通过公社化再收回来的把戏。既然台湾农民和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拥有完全的产权,他们也就享有现代化过程带来的土地的增值。投资者和开发商必须用市场价来购买土地。在经济发展早期,许多企业无力支付全部现金,他们就用企业的原始股来补足。农民们尽管失去了土地,但他们有了第一桶金可以转化成城镇小产业所有者,同时也成为企业股票的握有人。未来企业的进一步成长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红利。自然的,我们看到许多例子,如果你在台北拥有房产,你就注定了会变富。由此,台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中,把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转化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结构。台湾人民对房、地的完全产权造就了社会庞大的中产阶级。

与此对应,中国的土地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形式上是国家所有,实质上是官僚所有。中国本身就是人多地少,与国际水平比较,土地的稀缺度和价值要远远高于劳动力的稀缺度和价值。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长更是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大都会地区“寸土寸金”的局面。谁能捞得一块地,谁就注定发大财。由此,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书中所谓的“新的圈地运动”就开始了。各级官僚用行政手段,经常是暴力强制外搭黑社会手段,把土地从农民和市民手中夺走,仅仅给予他们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补偿金。官僚从中倒手寻租,个个很快暴富起来。中国土地的官僚所有制造就出了一小部分暴富的权力阶层,一大批失地的农民和被强制搬迁的市民。中国社会达到沸点的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由此而生。

国有资产代理人与股民不平等的股权

“商品面前人人平等,货币面前人人平等,资本面前人人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股票和证券是人们投资的一种方式,它们代表的是财产所有权的份额。每一股无论是谁拥有,都是平等的。在英文里,Equities(股票和证券)原意就是公平和平等。但在中国,由于上市的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的,也就是说,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普通股民之间没有平等的关系。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最终管理者,有权力以国家的利益为中心,任意干扰和操纵股市,使国有资产利益最大化,却不惜损害股民的利益。

中国股市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不同股、不同权、不同价”的股权分置现象造成了事实上的股权割裂、隔离和对立的现实。股票证券市场原本是现代市场经济融资的有效渠道,也是股民参与进“人民资本主义”追究财富的场所;但由于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上的障碍,中国股市成了中央政府通过印花税增加财政、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上市圈钱和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股民陷阱。江苏南京师范大学郭泉教授既参与过政府国有企业改造的策划,又亲身下海炒过股。他认为,政府对股市进行着幕后操纵:“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体制,他的基金或者大企业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中国的股票运作当中,管理者可能有很多消息对大企业有利,也就是对庄家们有利。一些消息的发出,更多是从政府的利益或政府投资的企业的利益角度出发,而不答考虑股民的状况。”

记得2001年朱镕基整顿股市时,我的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告诉我,朱的火车刚要从北京出发到深圳,大户们早已开始抛售。等到《人民日报》报道他的意图和发表整顿股市的社论时,套牢的绝大多数是散户股民。2008年金融风暴后,沪深两市股票市场下跌50%以上。据说,如果以中国有6-8千万的股民来计,人均可能蒸发掉了6-8万元。有人说中国的股民是最伟大的,被杀得血流成河还勇往直前。可对政府来说,“股民”几乎就是没有产权的“屁民”。

缺失的政治货币所有权

金融风暴后,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盛洪、陈志武、李炜光为中国百姓仗义直言,于2008年年底提出“百姓向政府讨债”行动。他们认为,由于禁止政治体制改革的 “跛足改革”,国有资源应收租金流失上万亿,这是国民人人有份的财产,必须追回!此外因国有财产达79万亿,中国人若能仿效美国体制,每人可分6万元!再加上中国政府多年违法滥收了不少苛捐杂税,理应退回,这可以改变中国人贫富收入差距比发达国家高出十多倍的严重不公平,改变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这一举动简直是为未来领导和动员中国人民进行新的民主革命提出了新思维。

政府不创造财富,但中国政府的财政占有了全国财富的极大比例,而官员又消费了其中的大头。据耶鲁华裔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政府有多大》一文中的研究,中国当今政府的规模“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他写道:“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而政府的钱又主要花在自身消费挥霍(所谓“吃、喝、嫖、赌”全报销。据说荷兰的妓女也会用中文说,“我们有发票报销”。),而不是改善民生上。陈教授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提供的数据分析,“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 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

人们不禁要问: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障碍又是什么呢?从民主国家的经验来看,如何征税、如何花钱(“掌管钱袋子的权力 ”)是代议机构的特权。而代议机构(如果是两院制,尤其是掌管钱财的下院)又一定是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无代议,不纳税”成了美国革命的著名口号。选民手中握有选票,就像消费者在市场上握有货币可以选择消费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选票就成了公民的政治货币。公民对选票的完全所有权就成为公民行使参政权和监督权的基础。在中国,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公民并未获得政治货币的所有权,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无代议、乱征税、乱花钱”的中国特色。如果老百姓想让国家拿得少一点、给自己留多一点(亦即“小政府、大社会”或“藏富于民”),让国家在自己身上少花点、在民生问题上多花点(亦即“民享”而非“官享”的政府);中国人民就必须首先争得选票权。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就是要把政治货币归还于民,由人民运用自己的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挑选最佳的政治家和他们代表的政策。

被扭曲的分配正义

我们看到中国专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既做裁判、又作球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大政府处处与民争利、造成“国富、兵强、民穷”的局面;所有这些,都涉及分配正义问题。分配正义具体讲来有三类:第一,不同资源拥有者之间的正义。如开篇所言,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地主)、劳动力所有者,以及技术/ 知识专业人员和权力所有者,他们的关系如何,他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份额应如何确定,都是涉及根本民生的政治大问题。第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资源分配。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疆界确立之后,政府才能恪守本分,催化社会财富的增生;政府才不会成为恶性膨胀的肿瘤,吞噬社会和自掘坟墓。第三,现在的公民人口和年轻人甚至未出生人口的公平正义。有人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概括为“上吃光祖宗,下吃光子孙”的掠夺性战略。环境的急剧恶化、人口的畸形结构(计划生育的结果)、教育文化卫生基础结构的薄弱、社会不公正和冲突的激化都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政府全能主义的执政风格,没有公共空间能够得以存在,以供人们理性、平等、多元地去探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在没有选举的一党制下,下级只对上级领导负责,最高领导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和党国政权;至于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现在,中国急迫需要有民主的参与途径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确立基本的政治责任。

民主国家不开战:化剑为犁

民主体制有助财富的创造和公平分享,这样的证据还很多。世界银行的《治理重要性》(Governance Matters)研究项目解释了全球民主与经济富裕度有极强的因果关系。在我的研究中也发现,对于中国来说(基于购买力平价算出的人均经济国民收入,联合国HDI报告认定2008年中国是$6,757美元),自由度尽管与全球的“经济水平”有正相关,但它也许与“经济成长”没有密切关联,但随着中国进入 5,000美元以上的收入国家行列,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变量,如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反腐等,对经济成长都变得重要起来。而中国的自由度和民主责任的指数无论与自己同等经济收入国家、富国和穷国的平均值相比都要低得多。

经济历史学家兰德斯(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注意到这么一个例子: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全球殖民和贸易的国家,它在技术上一度领先世界。但到17世纪,西班牙开始衰落,很快就被荷兰和英国超过。究其根源,兰德斯发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强化教会正统,推行不宽容政策,迫害、监禁和处死知识分子和商人,导致一大批银行家、商人和学者逃离西班牙和葡萄牙,许多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前往英国。结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了持续几百年的经济衰落。今天,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创造性人才流亡世界各地,难道与中国的专制政治无关吗?在经济经历了粗放发展阶段后,中国持续的脑力外流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会遇到的问题吗?

当然,专制政体导致稀缺资源的滥用和浪费最主要还表现在政权高度强化镇压机器,对内滥施淫威,对外穷兵黩武。根据西方智库和美国国防部等研究成果,无论从军事预算的总量还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来看,今年(2009)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开销国。从1997至2003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翻了一番,以后每年继续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尽管中国在2009年进入了三十年以来的最困难的经济滑坡,但军费开支增幅更高达15%。在面包与大炮之间选择,为何中国政府在危机年间继续重枪炮、轻民生?主要原因是中国的领导人担心两方面的威胁:“国内百姓造反,国外美帝捣乱”。

其实如果中国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制,这两个担忧都可能很快消失。首先,民主制的核心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冲突,原来体制下针对百姓的镇压机构及其职能都会萎缩。其次,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不打仗;他们可能会与专制国家发生激烈冲突(如,二战、冷战和伊拉克战争)。但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交恶。由于美国肩负了保卫民主的防务功能,因此,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搭便车,削减军费开支。欧盟国家早已从“战争国家 ” (Warfare State)转化成“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日本仅有1%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开支,但并不妨碍日本人感到非常安全。试想,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美国对国际环境的安全感会急剧上升,我相信美国的军费开支会下降。对中国政治领导而言,他们对美国捣乱的担忧也会下降甚至消失,中国的国防开支由于现在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也会随之急剧下降。我想绝大多数的读者会同意,如果中国要维持一个足以对抗美国的军队,其难度之大,势必会把中国的经济劫持到军备竞赛中去。前苏联作为两级中的一个超级大国把自己的经济葬送进了与美国的军事竞赛中,难道中国就一定会赢吗?与其浪费资源造枪造弹,还整天彻夜难眠,不如化剑为犁,把钱用于百姓穿衣吃饭。

结论

民主是上层建筑,却可以夯实经济基础。食、色,性也;民主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同时它本身也是发自人性的渴求。精确地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因为民主给老百姓的是“渔”,而不是“鱼”。但针对中国官方的托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它甚至还可以给予人民更多的财富,去追求超越温饱后的其他满足。至于民主与“色”的关系,我想到在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下,中国许多贫穷家庭的妻、女被逼良为娼,成为有权有势的权贵阶层的座下骑。在官宦疯狂霸占民女的大环境下(邓玉娇案就是近期的例子),早已被男女性比例失调矛盾困扰的许多农民工和穷汉只会遭遇更多的娶妻成家的困难。

我的妈妈未受过多少教育却又望子成龙。记得孩提时代,她经常告诫我,“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金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雪。 ”可以说,我妈妈的勉励和教诲指引了我个人奋斗成功。但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生命成功和幸福之道却多多少少包含在下面的夏氏小调里:“搞民主,民主建成黄金屋;搞民主,民主多产金钟粟;搞民主,民主让更多有情人成眷属。”



--原载:《纵览中国》,2009-07-16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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