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点，我引述一下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沃尔特-威廉姆斯的评价。威廉姆先生曾在巴斯夏的书《法律》英译本前言写道：
"很多的哲学家都对自由的阐释(discourse on liberty)作出过重要贡献，巴斯夏就是其中之一……巴斯夏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自由的阐释带离象牙塔，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理解，以及使国家主义者(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不能混淆视听。清晰对于说服我们那些以道德至上来诠释个人自由的同胞至关重要……""巴斯夏容易与《独立宣言》的缔约者是同路人。这些缔约者对自由的观点，对政府要扮演恰当角色的观点，被表述成这些不朽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受造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巴斯夏以同样的观点呼应，他说：'生命、工具、生产，换句话说，个体性、自由、财产－－这才是人的定义。不管那些政治领袖如何奸诈狡猾，上帝赐予的这三件礼物早于任何人类法例，并且高于一切！'巴斯夏同我们的先驱一样对政府作了同样的解释，他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法律才存在。恰恰相反，事实是先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才使人类制定法律去保护这些权利。' 对大自然或上帝赐予权利的陈述，没有比《独立宣言》和《法律》讲得更好的。"
沃尔特-威廉姆斯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巴斯夏的）《法律》的人文教育，教育都是不完整的。他对巴斯夏如此高度的评价，显然是看重巴斯夏对于自由概念的清晰的诠释以及为之付出巨大的贡献。
巴斯夏在他的《法律》有这么一段话"无论我们在讨论什么议题－－无论是宗教、哲学、政治、或经济；无论它是有关于繁荣、道德、平等、正确、正义、进步、责任、合作、财产、劳动、贸易、资本、工资、税赋、人口、金融、或政府时－－无论我是从哪个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我最后都会达成以下结论：解决所有人类互动问题的答案，便是自由。"
如果说，约翰-洛克是英国挑战（世袭）王权至高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巴斯夏应该是法国挑战所谓的政府至高的自由勇士，换句话说，洛克要把君王请下政治神坛，建立公民政府，巴斯夏则是要把个体主义，自由价值高举，让政府的威权主义，集体主义降卑。巴斯夏所倡导的自由充满了个体主义的精神，是个体对国家主义的挑战，和20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左翼的集体主义的思潮，以及东方祭祖般的民族主义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姑且先不论欧洲的变化，号称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人至今对这种自由，对个体主义概念忌讳很深。
早期的知识分子受到苏俄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大革命与国内的民族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救国成为了他们的最高价值。传统的农民尚未搞懂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自由价值，就已经被激进的左翼人士牵入一场又一场的反帝和反资的排外运动。
虽然五四运动的青年脱下了长衫，放弃了书院里的之乎者也，但实质上，内在的那种"宁作家奴，不作亡国奴"的保守的心态，那种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在隐隐作祟，他们誓要冲破传统的枷锁，可是在发泄怨恨和不满时，却陷入了一种类似"义和拳"的复仇冲动。
他们认为与西方签订通商条约是耻辱，战败割地赔款是政府的示弱；把洋人的传福音和讲道说成是西方文化上的侵蚀，"还我中华，抵制洋货"的排外运动的疯狂缺乏理性。激进的左翼革命分子用马列主义，对社会颠覆再颠覆，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都付至于暴力冲突来解决。
徒有满腔热血的年轻知识分子，面对纷杂的西方和东方的思想，既盲目又矛盾。而个体主义的自由价值在强大的"爱国"运动之下，被贬为一文不值。留美学者胡适先生，后来看清了这点，但他宣扬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市场。而激进左翼的"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等集体主义则大行其道。
从1949年直到现在，爱国精神始终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至高点，而社会主义的理念在专制下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传统的中国人至今不知道个体自由和尊严的价值，多数甚至搞不清楚政府和国家以及民族三者的区别；一些华人虽然生活在西方，甚至在民主的社会（台湾）里，还是念念不忘"大中华"这个虚拟的偶像，臣服于"民族至上""爱国主义"等等变相的集体主义的"金牛犊"之前。贬低自我尊严，舍弃个人价值和自由，去攀附所谓民族气节，这样崇高却虚拟的光环。
而代表国家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直从中渔利，他们热于见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为集体的牺牲，舍我付出的精神。给臣民灌输个体主义就是自私自利，是道德的卑劣，是万恶之源。
世代君王，专制国家的寡头惯用这种统治伎俩，他们不容忍得个体的挑战，对他们的异见，就是对政府不满，对他们治权的颠覆就是对国家的颠覆。
亚洲的日本军国，天皇和民众高唱"大和民族"，誓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欧洲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则自视为"最优秀人种"，血洗欧洲的版图；而毛和红卫兵鼓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打倒帝反修"煽动民粹，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美梦，结果从反右到文革，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一幕又一幕的灭绝人寰的人间惨剧发生。
"大和民族"，"最优秀人种"，"伟大的中华民族"这类近乎部落主义的价值观，煽动这类集体主义的冲动，都维护了集权的统治，也籍此掩盖了他们执政的合法性，对内，他们可以瓦解自由主义者争取正义的反抗，对外，又可以凝聚民粹的力量来转移国内的矛盾，用国家的利益来曲解是非道义观。
巴斯夏的自由精神在东方，在亚洲是罕见的。韩国是民主国家，可是在前总统卢武炫执政时期，韩国的民族自大情绪膨胀，要求贸易保护，出现了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工会反对自由经济的罢工此起彼伏。台湾是民主的圣地，可是信奉"大中华"的统派的媒体几乎淹没了要求"独立建国"的声音，而大部分人的泛绿民众，从反蒋，反（美）帝，反资本主义的独立运动一路走来，仍坚持着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左派主张。日本虽是保守主义政党执政，但是他们民族主义思潮深重。因为缺乏个体主义精神，所以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斗争，也表现出拉帮结派的恶斗。尤其是台湾，政治斗争基本上表现为，两个统独族群选边站，依靠团体壮胆来造势，即便在电视政论中也呈现出只有立场没有个人观点的现象。
再来说巴斯夏，他说的自由是个体的自由，是不做家奴的自由，是挑战某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他要维护个体尊严，做能表达自由的意志的个体，捍卫一个独立的人自由。
而对于个体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个体性、生命、自由、财产，这些先于国家，民族，是自然法的根本，是上帝的赋予。所以，他为捍卫私产与市场经济而战，他反对所谓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反对国家，政府滥用权力。
他认为政府才是对自由的唯一最大威胁。国家并不是问题的解药。在巴斯夏看来"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总是长着有两只手，一只手管拿，一只手管送，也就是说，国家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需先得干第一件。"他认为国家不可能自己创造出财富，他用来帮助一部分人的钱，总是出自另一部分人的腰包。
中国人总是指望政府的保障，盼望皇恩浩荡，毛和共产党就是在这种盼望中上台的。毛要扮演大救星，带领共产党去做上帝才能做的全面拯救工作，所谓的均贫富，也是抢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生命和财富。
中国的人左派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爱国主义的热情，恰恰在2008年的几场事件上，彻底而且疯狂的表现出来。在奥运火炬传送的过程中，一些支持西藏自由的西方和人权人士的抗议示威，激发了全体国人的护火炬的爱国热潮，他们不分是非，不究缘由，没有独立的价值观，不客观审慎的思考，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分裂，只要是独立，都是错的，都是反华的，都是仇视中国人的。即便后来CNN的主持人解释，是针对执政党，也无济于事，执政者就代表了他们。而在这次雪灾和震灾中，任何"人祸"的说法，都比不过看到"皇帝和钦差"亲征有说服力，仿佛奴才最能感受到主子的屈尊，最盼望主子的怜悯和恩典。
那些质疑国家电力设施以及学校是"豆腐渣"的说法，结果被国家媒体转嫁到具体的某些黑心建筑商和施工队身上，不讨究政府其中审查的责任。灾难中的人世凄凉，在媒体引导下，呈现出人间一片的充满爱和歌功颂德的天堂，而天堂的上帝就是伟大的共产党政府。甚至有杂志的封面写着"天地无仁，人间有爱"，其背后的画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救援工作。在政府的领导下，人们统一了情感，十亿多人，一同悲哀，一起怨恨，个人价值于此失去了任何意义。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怜悯以及对灾难伤害的惋惜，全被统一成了一种对民族，对同胞这个偶像的膜拜和对共产党政府这个大救主的感恩。
五月十九日，全国默哀的结束，天安门广场上，数万民众几乎是齐声呼喊出"中国加油"，一些人泪流满面的衷心感谢共产党。他们戴着国旗爱心的徽章，挥着五星旗，向天哭喊，声嘶力竭。默哀时的警报声震天巨响，仿佛是一只（代表中国的）红龙，此刻，因受伤而痛苦哀鸣。
中国人的这种痛苦从十九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国人一直要民族崛起，从不去争取个人自由。这块上帝没有拣选的大片土地，生活着十几亿仍然背罪为奴的人，什么时候才能醒悟？什么时候才能不去建造巴别塔？
万众一心那不过是集体主义的乌托邦，个体需要为自由而奋斗，需要摆脱全能至高的集体主义枷锁，重新把灵魂盼望转向全能上帝,而不是物质。
在基督教的圣经上，上帝让人类自我约束，自由的选择，上帝要求人不要贪恋邻舍的财产，凡事谦卑，只在属灵意义上与人分别，不祭祖不拜偶像，脱离罪的捆绑，不接受邪恶的驱使，只接受灵魂的救主，人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但愿上帝多给中国一些象巴斯夏的这样自由勇士，冲破一切对自由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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