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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三)(上)

作者:程映虹  
2007-10-11 19: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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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三、“中国影响”在北越

与对东欧的影响相比,中共对越南的影响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能看到的材料也丰富得多。如果说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始于斯大林死后,而且受到苏联影响的限制,那么中共和越共之间历史上的关系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追述到20年代。

1、中共和北越共产党的紧密关系

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共产主义者曾经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加入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抗战结束后,很多加入中共的越南共产党人和军人回到越南北部,开展了抗法斗争。1949年中共革命的胜利为越南革命提供了直接支持,中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顾问和物资,中共革命的模式对越共也有深刻影响。1951年3月的越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方针,毛的像片也与马恩列斯并列;“中国模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被确定为越南当时和未来的革命目标,“民族统一战线”也被称为动员各种力量――尤其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此外,历史上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典籍一直是越南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使用中文的能力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教养的标志。因此,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可以从中文材料中了解外部尤其是北方邻国的情况。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越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与中共的关联远比与苏共的关联密切。东欧国家当时照搬“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强调重工业,缺乏日用品和农产品,斯大林时期党内清洗留下的案件和积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的太上皇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给东欧国家带来种种严重问题的同时,对自己的模式在北越所造成的问题从来讳莫如深。在中共正式公布或间接透露的有关中越关系的文件资料中,充斥着中共如何在军事、经济、外交和人员上对北越的援助,但闭口不谈北越在50年代上半期如何照搬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延安整风”)以及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这三大政策,给北越社会带来严重破坏的情况。

2、中共农村政策在北越的影响

北越在1946年到1953年的抗法战争期间,对其控制区的地主富农基本上是实行“减租减息”,同时没收法国地主和依附法国殖民当局的越南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翻版。早在1949年,中共就开始催促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实行“土改”,但胡志明和其他一些越共领导人以越南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为由拖延抵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因此认为胡志明不愿按中共模式实行“土改”,在农村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暧昧。刘少奇在1963年一次反修正主义的内部报告中,以“老子党”自居,指名道姓地说,胡志明“这位同志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林一说,斯大林把他臭骂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刘少奇提到的胡志明的那次莫斯科之行发生在1949年7月。

从1953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中共的顾问参加和指导了北越很多地方的“土改”,介绍了中共“土改”中“斗地主”的经验,比如在农村里划分阶级路线、用各种手段煽动对“地富”的仇恨、甚至用地痞和流氓充当打手等。越共干部在参加“土改”前都必须专门学习中共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中共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革命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后来运动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革命和镇压反革命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甚至一个回乡探亲的北越政府部长也被当作逃税户而关押,结果夫妇双双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当时有数万人被关押,直到1956年北越党被迫“纠错”时才被释放。

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两个星期,有研究者认为,平均每个村有4到5人死亡。1953年2月底胡志明发表了讲话,对两个星期来农村运动的失控表示遗憾,向农民道歉,但并未否定整个运动。“群众的义愤”和“群众自发的行动”被党用来为恐怖和暴力辩护,“群众永远是正确的”、“群众可以自己领导自己”等口号也被用来在原则上肯定这场运动。这些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党取得对农村基层的控制权后,收集了那些抵制运动、参加运动不力或企图保护自己在农村的亲戚的党员干部名单,然后把他们全部送进“再教育营”,直到1956年夏天才在“纠错”运动中和那些被捕者一起释放。这场“反逃税”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北越农村造成了恐怖气氛和对党的绝对服从,为几个月后“土改”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从1953年底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开始,到1956年底结束。在这场“土改”中,大量中农和富农被划为“地主”而受到打击,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枪决。同时,越共还对“土改”对象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不允许这些家属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导致大批妇女儿童在家中饿死。这实际上是党的“消灭地富”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党内,很多反对这种“土改”政策的原“老区”党员干部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惩处甚至杀害。

3、北越的“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整风”的越南文发音为Chinh Huan。北越“整风”的历史背景和中共的“延安整风”类似,都是对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信任,要从改造人性入手建立高度统一的极权政党。很多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北越共产党人回国后,把他们在中共那里学到的经验介绍过去。这场针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是毛泽东“延安整风”的翻版。按照台湾学者陈永发对50年代早期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简明概括,“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籍由两个方式:一是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土地革命,一是成立各种学习班或办理各种政治学习”。这两个方式在北越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都被采用。

从1951年开始,“整风”运动在越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延续了几年。这两场运动波及北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武装和地下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知识分子,也被强迫送进与外界隔离的学习班和特殊学校,经受系统的强化的思想改造。很多人不堪忍受压力和折磨而自杀,所以后来连剃须刀都被没收,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下,“思想改造学习班”的灯火昼夜通明,对被改造者严加监视。从1953年到1956年,大批北越知识分子被安排参加“土改”工作队,参与了农村人口“成分”调查、政策宣传和撰写通讯报导等工作,要求他们在此过程中既改造农村,也改造自己。

很多中国读者都知道,有一个叫洪水(原名阮山)的北越共产党人,参加过中共的长征和“延安整风”,曾任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1948年回到北越,以少将军衔担任第四军区司令。他根据参加“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期间“整军”的经验写了小册子,建议越共实行“三整”(整党、整干、整军)。由于洪水主张毛式“自力更生”,在军事方针和争取中共援助上与胡志明、武元甲等北越党、军领导人有矛盾,洪水后来回到了中国,他的“整风”建议没有马上在北越实行。但1951年以后,越共在中共顾问的参与下还是发起了“整风”运动。洪水的建议说明,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在北越党政干部中早就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接受这种模式的土壤。

中共对越共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北越的“整风”中大量使用了中共的“整风”文献,而且“延安整风”与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采用的很多做法也有其越南版本。例如“硬戴帽子”,即不管受审查者如何否认,他必须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丝毫没有自我辩护的机会;还有“车轮战”,即连续多个昼夜对受审查者进行盘根究底的逼问,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审者心理崩溃。北越“整风”中的另一个常用手段是“连环套”式的追究“反革命”动机。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教师被怀疑为“反革命”,于是他的学生对他使用了这种方法,将他定为“反革命”。其过程是:你给了某学生一个他不应得的高分,我们就此认为:一,你以此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二,有了这种矛盾学生就相互争吵;三,他们从此就不再进步;四,他们甚至会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五,他们会进而认为今不如昔,现在的整个制度不如法国殖民时期;六,所以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成绩,你就达到了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结论,你就是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23]

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中,认“罪”者常常在公开场合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的悔“罪”;在北越,这种方式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悔罪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在“思想改造”会议上,听取“悔罪”者认罪的人常常集体痛哭流涕,表示他们没有听从“胡伯伯”和“毛伯伯”的教导,让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集体到一个还拒绝认“罪”的人那里,在他的门口大声哭泣,用这种方法逼他就范。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集中了未成年“思想改造”对象的学校里,造成精神失常。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北越只不过是受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影响的一个事例。马来西亚共产党在60年代也曾多次发动“整风”,让党员轮流去“学习班”,由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介绍“整风”经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等被作为马共的“整风”文献,每个人都要“活学活用,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的肮脏卑鄙思想挖出来消毒,让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24]马共内部在60年代末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情形,大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被杀害。[25]马共1989年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时,大量受害者的家属前往马共营区追寻亲人下落,马共不得不专门发出文件,为这些受害者“平反”,追认其为“烈士”,并给每个受害者家属800美元的赔偿。

4、北越对知识分子的管理控制

和中国一样,北越共产党的革命吸引了大量怀抱民族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艺术家,他们在民族主义革命中非常活跃。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第三条道路的话,越南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因为越南除了法国殖民当局就是保大傀儡政权,而中国毕竟还有一个独立的国民党民族主义政权在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还有大量的城市供独立知识分子活动。而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越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除了北越共产党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势力可以选择,除了前往北越根据地以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们作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生存。这些参加抵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抵抗知识分子”,很多人长期在森林中生活,与“越盟”(越共在抗法时期的名称)的干部战士一样落下了一身疾病。

如果说中共在革命中曾面临如何改造大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北越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其实对以毛主义为模式建立的北越政权有反感,但在民族主义的两难处境中他们往往选择了前往北方、加入革命。北越50年代中期“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魁[26]曾对这种两难处境和无可奈何的选择有过一个比喻。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时,由于“越盟”控制的越南北部地区没有可以直接融于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让客人嚼一些土产粗糖。他说:“这些土产粗糖代表爱国主义,它可以冲淡咖啡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就象党的领导。有了这种土产粗糖,我们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时欣赏它的芬芳,因为这种芬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尊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远不会“明媒正娶”,改变你的“身份”。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忍受不了“越盟”的控制和改造,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离开越南北方的“越盟”控制区,回到了越南南方。

为了控制和改造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北越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所有参加反法民族主义斗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归北越军队的总政治部管辖(北越政府一直到1955年2月才建立起文化部),接受军事纪律的制裁。北越军队总政治部完全是仿照中共军队的模式建立的,很多越共军队政治干部在中共军队中受过训练,受党的委派监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工作。在总政治部下有一个军队文艺工作处负责具体事务。北越也有模仿中共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联盟(文联),但其权威无法和军队总政治部对文艺的控制相比。当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甚至就住在军营里,受军事纪律的约束,外出要象士兵一样向上级申请离营证,社交对象也要由军队党组织批准。

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党的文艺方针一样,北越也把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创作严格限制在为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范围。北越党的主席胡志明提出了“文化抗战化、抗战文化化”的口号,把文化完全看作是抗战的一条战线。北越党的总书记长征在1948年7月的第二届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和越南文化”的报告。他明确指出,西方文化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腐朽倾向在北越革命中是不允许的,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北越文化工作的指南。北越党也有一个类似于中共文艺领导人周扬的角色,即中央委员、诗人素友(To Huu),他在1949年就提出,必须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清除旧社会的全部遗迹,要让艺术与政治结合,让作品的政治内容决定艺术形式,文艺工作者必须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创作。在越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艺家都首当其冲。 【未完】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70303&total=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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