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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网=>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六章)儒教是虚假的根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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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骗的中国人(第二篇第六章)儒教是虚假的根源(二)

作者:方舟  
2007-04-29 21:30:45  
发表评论 [1]  推荐本文  正体


孔丘造假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大体上属于“瞒”的范畴,而他的徒之徒孙们则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单单只是瞒了。

儒教崇拜祖先,儒生们动辄大骂别人无父无君,那你们的祖先又是何人?姓字名谁?儒教称“天不变,道也不变”,那古代的道又在何处?儒教说人性本善,那完美的善人又在哪里?

面对反对者的诘问,并没有哑口无言,自认失败,而是使出了看家的本领--造假:树立假榜样,编造假历史。

根据考古,我们今天的人,只能知道始于商朝距今3600年的中华文明史,(按商于公元前1600年建国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既没有发现有文字的存在,也没有发现金属和城市遗址,因此,还不能说上以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国家,存在着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经典中,商朝以前还存在着夏王朝,夏以前,还有轩辕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应该相信那个呢?所幸,我们的前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已经给了我们的答案,使我们可以摆脱这个困惑。

在民主、科学的理性精神激励下,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先生,他及其所开创的“古史辨派”运用新的科学知识、方法,对传统史学、儒教经学谱系,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辨别真伪,终于揭去了笼罩在史记上的重重幕障,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商代以前的古史,都是儒生们伪造的,瞎编的。

儒教的经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书》是《尚书》,书名的意识即为“上古之书”,形式上它是夏、商、周时代的“文献汇存”。但是经辨别,其中所谓夏朝及其以前时代的文献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都是战国时代儒生们伪造的古文。

据顾颉刚先生研究,能真实地记载历史的古代文献中,《诗经》是时间上最古老的了。顾先生在对《诗经》的研究中发现,周人说知道的上古史,并不比今天的人从考古中得出的历史远多少,他们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诗经?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禹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此时的禹,还是一个“上帝”派下人间的神。

到了春秋《论语》时代,禹已经成了人,并在他之前有由尧、舜两位帝王。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了他们的传授的关系,但经后人考证,《论语》中从《季氏》自《尧曰》五篇是后儒续入的。尽管后儒们在问题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显地秉着“王道”“道统”两个主义。)

《论语》之后,又有了《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伪古文的出现,于是尧与舜有了翁婿关系,舜与禹有了君臣关系。《论语》时,要、舜的观念还是笼统的,只是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有了《尧典》等篇后,尧、舜都有具体实事可举了,舜也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后来到了孟子时代,舜干脆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楷模。

此后,从战国到西汉,是儒生们伪造古史最活跃的时期,此间,又出现了一位比尧舜还早的帝王---黄帝。黄帝,本是秦国所祭祀的一位神,那时,他只是青、白、黄、炎四个以颜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一位。黄帝和炎帝当时与青帝、白帝并列,同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灵。

到了《国语》中,(作者、具体年代不详,相传为左丘明所著,他所述的史实,演义的成分达,后又经过汉代人的窜乱,它里面说的古代史实就不免糅杂了汉代的部分)黄帝、炎帝已经变成了人,并且还是同胞兄弟,一起做了少典的儿子,把周朝时最大的两族分配给他们,做他们的子孙。“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

后经儒生的鼓吹、演义,黄帝成了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黄帝、炎帝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昔黄、炎二帝与青、白二帝并列共享祭祀,为何炎、黄独受后儒青睐,独承如此尊荣?笔者思之,概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后儒受五行学说影响,黄为土,据五行中央,为至尊。所以黄帝渐被后儒独尊。第二,黄为土的颜色,炎为火的颜色,二者实为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儒家文化即是农业文化,后儒们正是在中国这个厚重的农业文明的氛围中,或心有灵犀,或潜移默化,将炎、黄二帝另眼相待,并将之演绎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两种原因并非不相干,以“土”为尊、据中央的五行观念显然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产物。因此,中国人尊炎黄为祖先,自称炎黄子孙,是中国厚重的农业文明的一个结果。

直到今天,红、黄两种颜色仍是中国人的“国色”、主色调,就如今天的国旗。今日学者将西方文明成为海洋文明,将中国文明称之为黄土文明。其实中国的百姓们早就将来自国外的东西称为“洋气”,而将来自农村的东西称之为“土气”了,有时候学者们并不比老百姓们先进多少。如果你是为艺术工作者,你知道怎样来表现洋气、土气吗?很简单,将象征海洋文明的白色、蓝色拼在一起,就是洋气,而让人穿一身黄衣服再扎一条红腰带,就是土气。

不管怎么说,黄帝、炎帝,这两个“伟人”,这两个“祖先”是不存在的,是儒生们虚构、瞎编的。

有了黄帝,并不罢休,后又有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皇帝之前了。后《易?系辞》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农之前了。再后又有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袭,于是没有一个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约放大;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假史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以上这些就是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简述。

原来如此,原来所谓的三皇、五帝,所谓的“生而神灵,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是如日,望之如云”的像神一样完美之人,都是儒生们编出来的。既然人物是杜撰的,那么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佳德美行,礼贤禅让,以及所谓的世系、道统也就统统都是假的,没有存在的可能了。

圣贤云集的古代黄金世界是不存在的。其实古代很快乐,很美好的观念在春秋之前是没有的,自从战国时一般儒生出来,为压服后王效法先王,为了论证“仁者无敌”便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幅古王道德功业极至,人治与德化极盛的古代黄金世界的神话。使得帝王和人民相信,世道浇漓,人心日下,今不如古。看真实的古书《诗经》,不仅《风》《雅》中怨苦留离的诗很多,就是官方编纂的《盘庚》《大诰》之类中,所谓的商、周贤王也不过是依天托祖的压迫人民就范,老百姓如果不照我们的话做,就要“大罚殛汝了”就要“至天之罚,于尔躬”了。

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他们原是各有各的祖先,各有自己的地盘,哪里是什麽君臣关系,哪里存在什么世系、道统。

《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以及《史记》上黄帝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的大一统疆域,其时只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的天下,仅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比商进了一步,用封建制镇压了四方之国,然而始终未曾没收蛮貊的土地人民,统一宇内。--远古哪里有什么大一统?!

然而,数代儒生们辛勤造假的功夫没有白费,虽然远古没有禅让,但是在“圣人”们的谆谆教导下,后来却终于有了。

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将帝位禅让于曹丕。
公元265年,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于司马炎。
公元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于刘裕。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宇文阐禅让于杨坚。
公元960年,后周恭帝郭宗训禅让于赵匡胤。

后代不同于上古,并非渺茫不可考,禅让的情景时可以被人记录下来的。《三国演义》这本推崇儒家思想的古代名著中,有关于禅让的具体描述,让我们占些篇幅,费些时间,来看看,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说华歆等一班文武,入见献帝。歆奏曰:“伏睹魏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唐、虞无以过此。群臣会议,言汉祚已终,望陛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于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祖宗幸甚!生灵幸甚!臣等议定,特来奏请”帝闻言大惊,半晌无言,觑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造基业,世统相传,四百年矣。朕虽不才,初无过恶,安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了?汝百官再从公计议。”

华歆因李伏、许芝近前走曰:“陛下如不信,可问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为当代汉之象也。”许芝又周曰:“臣等职掌司天,夜观乾象,见炎汉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魏过乾象,极天际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谶,其谶曰:‘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论之,陛下可早禅位。‘鬼在边’,‘委相连’,是‘魏’字也;‘言在东’,‘午在西’,乃‘许’字也;’两日并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愿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图谶,皆虚妄之事;奈何以虚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业乎?”王郎州曰:“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乎?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延至陛下,气数已尽,宜早退避,不可迟疑;迟则生变矣。”帝大哭,入后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

………

曹洪、曹休力请献帝出殿。帝被逼不过,只得更衣出前殿。华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议,免遭大祸。”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汉禄久已;中间多有汉朝忠臣子孙,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陛下若不从众议,恐旦夕萧墙祸起,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帝曰:“谁敢杀朕也?:歆厉声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以至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杀陛下着,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报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惊,拂袖而起,王郎以目视华歆。歆纵步向前,扯住龙袍,变色而言曰:“许与不许,早发一言!”帝战栗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剑大呼曰:“符宝郎何在?”祖弼应声出曰:符宝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玺。祖弼叱曰:”玉玺、乃天子之宝,安德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斩之。祖弼大骂不绝口而死。

帝战栗不已,只见阶下披甲持戈数百余人,皆是魏兵,帝泣谓群臣曰:“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幸留残喘,已终天年。”贾诩曰:“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可急降召,以安众心。“帝只得令陈群草禅国之诏,令华歆赍捧诏玺,引百官直至魏王宫献纳,曹丕大喜。开读诏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迹,今王又光耀明德,以应其期。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私于厥之,而名播于无穷:朕窃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毋辞!

曹丕听毕,便欲受诏。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丕从之,令王郎作表,自称德薄,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帝览表,心甚惊异,谓群臣曰:“魏王谦逊,如之奈何。”华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时,三辞而诏不许,然后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诏,魏王自当允从。”

帝不得已,又令桓阶草诏,遣、高庙使张音,持节奉玺至魏王宫。曹丕开读诏约:

咨尔魏王,上书谦让。朕窃为汉道凌迟,为日已久;幸赖武王操,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除凶暴,清定区夏,今王丕缵承前緖,至德光昭,生教被四海,仁风扇八区;天之历数,是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尧的名字)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自己,而重华(舜的名字)禅以帝位。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袛,绍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皇帝玺绶。王其受之!

曹丕接诏欣喜,谓贾诩曰:“虽二次有诏,然终恐天下后世,不免篡窃之名也。”诩曰:“此事极易:可再命张音赍回玺绶,却叫华歆令汉帝筑一坛,名‘受禅坛’;择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尽到坛下,令天子亲奉玺绶,禅天下于王,便可以释群疑而绝众议矣。”

丕大喜,即令张音赍回玺绶,仍作表谦辞。音回奏献帝。帝问群臣曰:“魏王又让,其意如何?”华歆奏曰:“陛下可筑一坛,名曰‘受禅坛’,集公卿庶民,明白禅位;则陛下之子孙孙,必蒙魏恩矣。”帝从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于范阳,筑起三层高坛,择于十月庚午日寅时禅让。

至期,献帝请魏王曹丕登坛受禅,坛下集大小官僚四百余员,玉林虎賁禁军三十余万,帝亲捧玉玺奉曹丕。丕受之。坛下群臣跪听册曰:

咨尔魏王!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到凌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滋昏:群凶恣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徽;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袛顺大礼,飨万国以肃承天命!

读册已毕,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礼,登了帝位。

世界上最漂亮的假话,让中国人说了。中国人的假话,不仅数量多,并且质量高,简直就是艺术品。中国说假话,最投入,最忘我,能达到天人合一、人我不分之境界,他们的假话不仅是在骗别人,同时也是在骗自己。

可怜的献帝,自己的宝位不仅被抢了去,并且还要强作欢颜陪着人家演戏,让人家即得到了婊子的实惠,还要得到贞洁的牌坊。

当曹丕第一次接到禅让的诏书时,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好个“以绝天下之谤”,自己欺世盗名,愚弄天下,竟然贼喊捉贼,先发制人,先诬天下舆论为诽谤。司马懿让曹丕所作的“谦辞”的把戏,有什么用?能骗得了人吗?能,最起码能骗得了中国人。世受儒教熏陶的中国人,早已成为了一个“女人”,不仅理性发育不良,容易上当受骗,并且心理极脆弱,渴望被骗。“谦辞”一回,是一块牌坊,多谦辞一回就多一块牌坊,牌坊愈多,欺骗的人就愈众,“争取”大多数,不正是政治家的本色吗?

“禅让”是皇帝之间的事,毕竟不会太多,并且只晋以降,前来争夺帝位的多是粗犷的游牧民族,他们不会,也不屑于玩弄汉人的把戏,“禅让”也就渐渐地失传了。

“禅让”虽然没有了,但是“谦辞”“让”却广泛地深入社会了。

“融四岁,能让梨” ,⑽ “让”本来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体现其礼制精神的一个君子行为。但儒教的“让”不可能是“真让”,如果本性善良君子们处处真心实意地让人,就会处处让不知礼让的小人占尽便宜,最终会使小人骑在君子的头上,这岂不是乱了纲纪?为了维护乾坤纲纪,“让”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虚让”。“虚让”使得中国人具有了一种特有的虚伪、和擅长“谦辞”、说假话的本领。

这种虚伪、虚让、说假话首先体现在中国的官场中。在中国为官,向上级行贿是必需的,但行贿并不是单单舍得送钱、送物、送女人这么简单,作为领导,别人送什么就收什么,还成何体统,多没出息,以后还怎么树立威信,还怎么具有号召力?因此,行贿在中国就很复杂,很艺术。行贿者不仅要行为隐蔽,掩人耳目,不留把柄,更要使领导在得到实惠的同时,还能顾全自己的形象、面子。面对诱人的“贿物”领导们会谦辞、虚让的,心里想要,嘴上却说不。行贿者此时可别当真,要用诚恳的态度、委婉的词汇,一劝再劝,直到你为领导论证了受贿的合理性、替领导找到了一个堂皇的借口,使领导在确保了面子的情况下,碍情不过,笑纳为止。

主流文化如此,百姓们不免要上进、学习。一个人在吃饭前到一个朋友家中,家里的主人便会招呼他,常见的对话是这样的:
--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那再吃点儿吧?
--不,不,不吃了。
--再吃点儿吧。
--不吃了,不吃了。
--吃点儿吧,现成的。
--不了,不麻烦了。
--不要紧,不麻烦,坐、坐、坐。
--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客人在主人的再三邀请下,在证明了主人并非虚让,在确保了自己来此并非混饭的清白后,才心安理得地在饭桌旁坐下。

官僚们说一套做一套被视为虚伪,而百姓们的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则被视为客套、礼貌。

一名基督徒,从小接受的观念就是人生而有罪,只有听上帝的话,努力行善,才能得救。这使得每个基督徒在完全没有必要掩饰自己自私心的前提下,尽量行善赎罪,做得不够好,上帝也会宽恕,给人以忏悔的机会,这等于上帝给了每一个信徒一个展示真我,努力向善的巨大空间,使信徒们可以像孩童一样,直率、真诚、自由地生活。这是上帝的大爱,深沉的爱。

一名中国人,从小受到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教导,这使得他在其一生中都要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自私的本性,生怕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而被正人君子们责骂为禽兽不如。但人的自私并不会因掩盖而消失,他仍时时刻刻地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中国人就用毕生精力演绎出了种种虚假。中国人其实活得很累:“主人”要以再三劝让来表达自己的无私,“客人”要以再三婉拒来表现自己的无私,在劝让与婉拒的切磋琢磨中,在相互的猜测试探中,在双方都确保自己不落下自私自利的把柄的前提下,“协议”才能达成。“主人”的第一、第二次的劝让,一般多为“虚让”,仅仅是个姿态,只是在声明自己不是个吝啬鬼,并无多少真心,外人不要当真。“客人”的第一、第二次的婉拒,一般也为“假拒”也只是个姿态,只是在声明自己不是个爱占便宜的人,并无多少实意,因此“主人”也别当真,要坚持全让下去,否则,你就会落一个吝啬的坏名声……。

人性本善的虚假,使得中国人的善和虚假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将中国人的真与恶永久的连在了一起。

讲真话,直率,在中国不是个好东西,他很容易伤害别人,他是和恶联系在一起的。

孔丘说:“自而无礼则绞”(直率不懂礼就会尖刻)(11)

孺悲(人名)想见孔丘,孔丘推辞说生病了,传话的人走出大门,孔丘就拿来瑟边谈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12)
这就是孔丘表示对一个人厌恶的方法。他之所以用这种又是弹又是唱,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而不肯简单地说:我讨厌你,就是为了避免“直而无礼”。孔丘的“礼”真是既虚伪又费力。  

但是“圣人”的举止在中国人的眼中,不叫虚伪,而叫委婉、含蓄,是的,虚伪和含蓄并无质的区别,它们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褒贬不同的叫法而已。

在“圣人”的教导下,中国人都很含蓄。一场坦白、直率的对话,在中国是罕见的,几乎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吵架、打架的前奏,短暂的理性交锋很快就会引发被长期“含蓄”所压抑的委屈、愤怒的爆发,理性对话旋即就会被感情冲动、泥沙俱下的破口大骂所代替……。中国人在刚看到外国影片时,都会对电影中人物的那些赤裸裸、大胆的、坦率的、理性的、并能保持“和平”的对白感到惊奇和羡慕,但是自己却学不来,因为这不仅需要有与传统文化对抗的勇气,更需要有高度的理性。理性就是真,而“真”正是中国龙文化所排斥、所扼杀的东西。   

正是拥有了委婉、含蓄的广泛基础,才使得高高在上的官僚们敢于理直气壮地说一套、做一套,当婊子立牌坊;才使得群众们对官僚的虚伪、假话,见怪不怪,宽容、理解。

在中国,“情”是腐败的温床、滋生地,“含蓄”则是虚假的温床、滋生地。

中国文化中的确有美的一面,比如亲情美,比如含蓄美,但是这些美里面有毒,他们所包裹的,所蕴藏的东西是丑的、假的、恶的,是对生命有害的。

有位在中国教学的外籍教授,工作期满,准备归国,中国的师生们开了个欢送茶话会。在会上,有人请这个老外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个外籍教师说:“在中国,人人都有饭吃--”众师生鼓掌,“--人人都讲假话。”师生们惊愕片刻,掌声更响。

有家公司从德国引进了一套生产设备,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德方派出了一名叫格里的青年工程师常驻该公司担任技术顾问。格里来到公司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安装调试设备。忙乎了一个多月,大功告成,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产品。公司为此在酒楼设宴,庆祝胜利。开席时,由车间主任致词,他说:“在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公司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在格里工程师的大力协助下……”。第二天,格里一到车间,就对另一名中方技术人员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主任说谎!指挥安装调试的是我,不是你们的领导,你们公司的领导只来看过一次,局里的领导根本就没有来过!”中方技术人员给他解释:这不叫说谎,而是规矩,在中国说话就得这么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和领导挂钩。过没几天,一个工人违反操作规程,被机器咬掉了半截手指,车间召开事故分析会,主人要听听格里的看法。格里思考了一下就发言了,翻译将他的话翻译出来是这样的:“在公司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在主任先生的亲自指挥下……”。 此言一出,举座大哗,翻译发现格里说错了话,就用德语给他更正,两人叽里咕噜说了半天,格里仍是一脸茫然,像个孩子一样不知所措……。(13)

在中国人眼里,老外(欧美基督徒)都是天真、单纯的孩子,在老外眼里,中国人则是莫测高深、不可理喻的怪物。

假话,就是中国人说话的方式,不说假话,中国人就不会说话。

有个笑话讲:美国人安个假手也会打篮球,巴西人安个假脚也会踢足球,中国人安个假嘴也会说谎话。

讲假话,更是中国专制者们赖以生存的法宝。自“新中国”这个新的专制国家形成以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就几十年如一日地讲假话,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假话的“痴迷”程度来看,真让人相信一句话:“谎话讲得越大,相信的人越多。”一位共产党干部私下里讲:新闻里除了人物、地点、时间是真的,其余的全是假的;另一位共产党干部说得更干脆:中国的《新闻联播》要反着听才行。初听此话,感到偏激,后经多次测验,竟屡次不爽。

干部们有机会了解内幕,不好糊弄,,但它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是讲假话中的一分子。可怜的是老百姓,他们是那些假话最终的、真正的受害者,但它们却“执迷不悟”,瞪着眼睛反驳你:报纸上说的能有错?!

上高中时,学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中反复批评唯心主义的“存在即是被感知”,我就很纳闷儿,既然存在是客观的,为何新闻非要坚持正面报道,非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学、艺术为何非要宣扬主旋律,回避、掩盖阴暗面?为何不允许新闻、言论、学术、文艺自由?………,后来了解了儒家思想,此问题也就豁然而解了:皇帝利用儒教让别人做君子,自己做小人;共产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教别人唯物、实事求是,自己搞唯心,存在就是被感知。说一套,做一套,原来是一路货色,都是在愚民、在欺骗老百姓。

中国专制政府的假话之所以能说得大、说得绝、说得义正辞严、说得温情脉脉,就是因为讲假话在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中国人来说,说谎只是个技术、智力问题而非道德问题,谎言揭穿,官僚不会脸红,群众也不会较真儿,甚至对官僚们的说谎技艺心存羡慕,对经典的谎话欣赏、把玩不已。这些实在都是儒教的功劳啊,没有谎言,中国专制政府,半年都难维持,哪里还由什么长治久安?难怪专制帝王们尊孔比尊自己爹妈来带劲儿。

中国人说假话、谎话,就如同呼吸、饮食等生理活动一样自然且不可缺乏,但是对于一名基督徒来说,撒谎却是一种罪恶,一种不能被上帝宽恕的罪恶。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箴6:16-19)

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箴14:25)
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箴19:5)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箴20:14)
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箴20:17)
耶酥基督所:“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5:37)

有了主的教训,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一句谎话都不讲了呢?不是的,撒谎是人类的一个顽症,是人性恶的一个表现,对此,上帝对人又充满了怜悯,挑选了个日子(4月1日)定为愚人节,允许信徒们在此日中撒谎,发泄发泄撒谎欲。

天天讲假话的中国人也渴望听到真话,于是就有人投其所好,在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节目,名字叫“实话实说”。

诚实其实要比撒谎简单、省心得多,但人们偏偏做不到,你说人贱不贱?!

魔鬼在哪里?--魔鬼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的灵魂中。

儒教不仅教人说假话,并且还教人办假事。

孟懿子问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4)

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15)

孔丘时代,葬礼、祭礼就是“孝”的主要内容,但它们还是与“事之以礼”平等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孟轲总是比孔丘深刻些,同时,也就更露骨些: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16)(《孟子?离娄下》)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孝孙的人决不会爱惜天下的财力而在父母的葬礼上节省)(17)

及至葬,四方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着大悦。(18)(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伤,使吊丧的人感到很满意。)

一个人孝不孝,并不在乎你对父母的生前如何,而是看你在父母的葬礼上是否舍得花钱,是否“颜色之戚,哭泣之哀”;是看“四方观之”的“吊者”是否“大悦”。

孟轲已经暴露了为了达到自己祖先崇拜的宗教目的,而不惜牺牲亲情、真孝的丑恶面目。

父亲在自己孩子幼稚的时候,便自觉地充当了儒教的“教父”,给孩子灌输儒教“孝”的观念,讲一些《孝经》中愚孝的故事,愚弄自己的孩子,以确保自己老有所养,以确保自己的“投资”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对此中国人似乎并不隐瞒,当一个老人得到子孙的孝敬后,他们在欣喜之余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哎,今天算是得着儿子(孙子)的‘计’了。”其中的“计”就是“计谋”“算计”的“计”。

孩子渐渐长大了,自己也成了父亲,便慢慢悟出了自己父亲给自己大讲孝道背后的功利算计了。小时候,你糊弄我、算计我,现在你老了,我也糊弄你、算计你。反正“孟圣人”说了“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只要我把葬礼办的铺张些,谁敢说我不孝顺?!

1871年,一位外国基督徒耶茨(Yates)博士在《祖先崇拜》的论文中说:“‘孝’这个词,极易产生误导作用,我们必须防止为他所蒙蔽。在我们所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的子孙是最不孝顺的,他们对父母不顺从,固执地我行我素,从能够了解自己的意图、愿望即刚启蒙的那个时候起,便是如此。”

无神论的儒教狡猾地将源自于人的道德感、人的灵魂的“孝”,很“唯物”地、很实际地纳入了功利的轨道,从而使得“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沦为了儒教祖先崇拜的工具。儒教将自己寄生在亲情之上,实质上却是在伤害、吞噬着人的亲情。儒教这个病毒,孔、孟这两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这样片面强调葬礼的重要性,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恶果:他使得中国人爱搞形式,擅长“演戏”。

铺好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敛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迁尸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被子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19)

每当移动尸体,抬举棺柩时,就要哭泣,跳脚顿足无数次。……妇人不宜袒露臂膊,所以就敞开些胸口,捶击胸心,像鸟雀一样地跳脚顿足,怦怦咚咚的,如同墙垣的崩坏,尽情表达悲痛哀伤。(20)

………

这些只是儒较繁琐礼仪之一斑。在儒教的葬礼中,哭泣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一道程序,一种仪式,一种表演。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儒教的殡葬仪式,这些仪式你完成得好不好,你哭的痛不痛,是和你得孝心成正比的,所有繁琐的仪式都是你孝心的具体量化。孝为“百德之首”,而“德”又是中国专制王朝中选拔、考察官吏的首选的、也是主要的考查内容。你能不能按照儒教的仪式完成葬礼,你能不能为父母守孝三年,直接关系到你仕途进退、休戚荣辱,你说儒教的仪式重要不重要。

在中国专制社会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个“神圣”的、隆重的、正儿八经的“演出”。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要在这个“演出”中扮演一回主角---孝子,扮演几回配角---孝属(孝子的家属或亲戚),还要扮演多次的“群众演员”和更多次的观众。中国人在对这个儒教“戏剧”的不断实践、观摩中,不知不觉就具备了一个演员的素质,生活中一旦需要,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进入角色,展现其演员的才华。演技高的人,甚至技痒难忍,会亲自创造出需要来,以满足自己的表演欲。

这就是中国人爱搞形式主义,爱弄虚作假的渊源。

形式主义在中国的官场中是普遍的,他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上面要检查卫生了,下面就赶快动员群众打扫卫生;上面要来检查市场秩序了,下面就赶快让违规者躲藏起来。……这种逢场作戏,上面下面都心知肚明,但又心照不宣。地方、下级在形式中即得到了实惠,又保住了乌纱帽;中央、上级在形式中检验了自己的权威,并对下级作了力所能及的鞭策,各取所需。形式主义是专制、人治的必然,他的最终受害者是基层的人民。他所以能长期地被群众所容忍、所理解,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儒教给人们“演戏”打下的基本功。

除了形式主义之外,在中国的官场中,还有个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那就是造假数字。

政绩是一个干部工作成绩、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决定干部们升降的主要因素,(起码表面上是这样)而其中,数字则是政绩的硬性指标,因此数字的大小、高低直接影响了官员们的仕途前程,事关重大。在专制政体下,不存在一个独立、严格、法制的调查统计机构,这就很容易使的官员们在数字上做手脚、造假。数字造假,其性质远没有贪污受贿严重,并且更隐蔽,不易被外人察觉,就是万一露了底,也很容易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籍口。由于数字造假的利益大,而风险小,他很快就会成为风气。风气一旦形成,不作假的官员也要“入乡随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适应它,跟着做假。上机也会对下级的假数字心存怀疑,但他们并不会去认真地对待他,就是认真了,也没有用,他们也改变不了因制度原因而形成的风气。况且,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同样需要好的成绩来标榜自己,向自己的上级邀功。这样一层一层大家心照不宣地往上骗,最终骗到朝廷中央。而中央也需要假数字、假政绩给老百姓看,给老外看。中国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8%的速度快速增长,他就会给每个老百姓造成这样一个错觉:国家经济一片繁荣,人人都在忙着发财。你下岗、做生意赔钱,只是个别现象,只能怨你自己没本事,怪不得国家,怪不得政府。发牢骚,只能证明你的心理素质差,丝毫影响不了政府的形象。他还会给外国人造成一个错觉:中国现行的专制政体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的素质很差、人格很贱,需要专制的压迫、管教,他们只有在专制政体下才能安居乐业,干劲儿十足,过上幸福小康生活,8%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这一切的证明。

据近年财政部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被抽查的157家企业中,有155家存在虚报利润的问题。(21)(《新浪网》)

造假数字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是普遍的、制度化存在的,是不成文暗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流行的一些顺口溜、民谣反映了这个不成文暗规则的法则、行情:

统计加估计,上下同同气,大家都满意;

机器没转圈,烟囱没冒烟,产值照样翻两翻。

统计、统计,
三分统计,七分估计,
服从领导的决策算计。

牛皮泡泡糖,科学新配方;
越吹越大,越嚼越香。

村骗乡,乡骗县,层层骗到国务院;
国务院下文件,层层照着念,就是不照办。

为什么不照办,因为自己并不具备文件所要求的实力。就像大跃进式的浮夸风一样,自己“放卫星”说亩产上万斤,(最高时亩产6万斤)中央下文件所你们就每亩地上缴五千斤公粮吧,乡干部们怎么办呢?他们只能一方面作手脚继续糊弄中央,另一方面靠压榨剥削群众的口粮来凑数,最终结果就是将人活活饿死。

现在的数字造假没有浮夸风时严重,但其性质是一样的。这个作假的不成文游戏规则的最终受害者是基层老百姓。层层官僚最终会将自己作假带来的亏欠,用种种手段转嫁于基层人民,靠搜刮百姓来弥补自己的财政黑洞。官僚们的政绩其实是建立在人民的煎熬之上的,这个数字作假的暗规则,本质上官僚层层搜刮百姓的暗规则,只是手法更隐蔽罢了。

现在数字作假所以没有浮夸风时严重,是因为像对待腐败一样,中央会对它进行控制的。像腐败一样,中央管的松了,作假的“行情”就会看涨,当作假的攀比竞争有比工计转向比胆量时,他就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这是中央就会派工作组对“不像话”“离谱”的地区进行查处整顿,遏制以下看涨的势头,将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中央这样做,是不是就能对作假的水分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呢?笔者认为中央是办不到的。数字作假是暗箱操作,他会向股市一样,“行情”时时都在变化。因为关系到官位的竞争问题,那些假数字的操作者,各层官僚们,在“炒假”的过程中是根据“行情”进行攀比的,而并不是只在事实的基础上添加一定比例的水分了事。正像官方媒体偶尔报道的那样:一个关门多年的企业,能年产值上千万元;一个没有任何工业的农村,工业年产值能近百万元等等。

因此中国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个水分问题,他是虚假的,毫无参考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严重亏损,靠着银行的借贷苟延残喘,工人大批下岗或半下岗,人民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消费者的购买力愈来愈弱,商场中的商品价格愈来愈低,经济如此糟糕,去哪儿屙出来个8%的增长率?!

今天上万亿的高税收,和经济增长是两码事,他只是财政中央集权的产物。不过是政府通过高压将老百姓在改革开放时挣得的钱,又给强制收刮去了,吃的是改革开放的老本儿。

中国政府做假帐,不值得希奇,值得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建立在虚假之上的数字,竟然会有那么多中外学者当真,并撰写出许多理论来。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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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布者:hmeg  2007-05-01 03:59:52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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