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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网=>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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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输出革命 中共暴政 共产主义 毛泽东 世界革命 亚非拉 文化大革命 共产主义运动 秘鲁 红色高棉 外交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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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下)

作者:程映虹  
2006-10-16 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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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革”行为方式在亚非拉的影响

除了输出革命和支持武装斗争的官方政策之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也经由官方和个人输出国门,成了“文革”的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

1. 中国驻外使馆的“文革”行为

“文革”开始后一些中国使领馆纷纷采取“破四旧”行动。中共驻埃及大使馆的花园里原来有十多尊精致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还有带翅膀的天使雕像,都是古罗马雕塑的遗迹,但在“文革”初期被使馆内的“造反派”连底座挖起,扔进垃圾箱,一些雕像就此断裂,难以修复,在驻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领馆和外交官生活“革命化”也是“文革”的重要行为方式。和国内干部甚至中高级干部相对简朴的生活比较,当时中共驻外机构被认为是在“外事特殊”的借口下滋生特权之地。在“文革”刚开始时,坦桑尼亚和奥地利的毛派人士于1966年8月写信给中共有关部门,指责中共驻外机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毛泽东1966年9月9日作了著名的“九九批示”,要外交机构“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九九批示”有如外交系统的“五一六”通知,其后果之一是很多驻外机构将字画工艺品和传统艺术品作为“四旧”撤除,改挂毛泽东语录和图像。但与“造反”、“造反有理”、“造一切权威的反”(当然毛本人的权威不但不能反,而且还要被神化)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派性”这类“文革”初期的行为方式相比较,以砸塑像换陈设来“破四旧”和实现生活方式革命化就微不足道了。“文革”初期中共外交机构也经历了内部的“造反”和夺权,很多派出人员在驻在国向大使和领事等“当权派”挑战,与驻在国的毛派或左派串连,他们内部往往又存在派性,这些都构成了“文革”在海外影响的一部分。

2. 中式“文革”在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尽管中国经济在“文革”中近乎停滞,但中国政府对坦桑尼亚却有求必应。当时坦桑尼亚得到中国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个,有130多名专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

上海是“文革”时期工人“造反派”的重镇,纺织系统又是重中之重,王洪文就是在纺织系统“造反”起家的,因此派赴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里有不少“造反派”。该组的英语翻译原来就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的常委,因为在国内没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来到海外“开辟第二战场”。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马,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语录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样板,并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专家组领导都是“走资派”。不但如此,他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的“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1968年初这些人又开始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大肆活动,要求他们起来造本国政府的反。

连中国为坦桑尼亚培养的杂技团也深受“文革”斗争精神的熏陶。1968年7月,坦桑尼亚杂技团学成归国,最初团内还相安无事,但很快就闹起了派性,动不动就“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连中共外交官也说这是他们在中国培训时受了“‘文革’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影响。结果是坦桑尼亚杂技团内部闹得不可开交,演员们无法继续合作表演,只好解散。一个成功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这样毁于“文革”的影响。[12]

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坦桑尼亚政府安全部门的注意,把情况上报给总统尼雷尔。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国际社会怀疑他受到中共的影响,国内很多人纷纷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而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前车之鉴。在这两次政变中,右派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这两次政变使中共在这些国家多年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尼雷尔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国“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发展非常忧虑。

1968年6月尼雷尔访华时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方“造反派”的问题。根据中共外交官的回忆,尼雷尔与毛泽东会见时,双方一开始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尽管毛泽东后来也表示,不允许“造反派”在坦桑尼亚活动,但他的理由却与“文革”没有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有了毛的圣旨,周恩来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开辟“造反第二战场”的英文翻译,被使馆送回国后即下放劳改。除尼雷尔之外,中共在非洲的另一个盟友──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向中共直截了当地表达他对中共外事和援外人员在该国传播“文革”和毛主义的强烈不满。

3.发展中国家的“校园文革”

中式“文革”的学生“造反”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反响。在菲律宾,以学生造反为中心的“校园政治”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盛行一时,国立菲律宾大学成为散布毛泽东语录和“文革”材料的中心,很多学生“造反派”自称“红色风暴”的传播者,后来被西松的菲律宾共产党吸收。

印度的“那夏里特运动”亦有大量学生参与。1970年春,这个运动的学生参与者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发起了一场校园“文革”。在很多大学,学生们抵制考试,冲击学校办公室,砸毁家具和设备,在墙上涂写毛泽东语录。他们还冲进书店,焚烧书籍,被烧的有甘地、尼赫鲁和泰戈尔等印度历史文化名人的著作,甘地诞辰百年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惨遭洗劫。学生还砸毁马路上和校园内的历史塑像,一时被砍下的塑像人头满地乱滚,后来政府不得不在每个塑像前派警察站岗。这场学生造反因此被称为“砸毁塑像”运动(Smashing Statue)。印度的报刊严厉谴责这些行动,《政治家报》发表题为“毛对抗甘地”的社论,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这篇社论说“文革”“愚蠢而令人恶心”,它反文明,毫无建设性,甚至是“邪恶”的。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参与这场校园“文革”的学生很多都是“那夏里特运动”的成员,但这场校园“文革”的最初发生却与该运动的领导意旨无关。马祖达虽然也号召学生离开校园,但却是为了让学生“和工农相结合”,并没想让学生去冲击校园、烧书和砸毁塑像。因此,这场“砸毁塑像”运动最初是印度学生受中国“文革”期间学生“造反”影响下的自发行动。但马祖达很快就从毛主义的立场和逻辑出发,看到了这场破坏背后的“建设性”并支持学生的行动。马祖达说,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任何信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人”都必须培养起对这个制度的“仇恨”;学生的行动是破坏也是建设,因为“不破坏这个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不砸毁那些由买办资产阶级树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来”。[13] 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到,马祖达及其追随者和毛泽东“不破旧就不能立新”这一“文革”逻辑之间的惊人一致性。

4. “文革”式宣传如何恶化中国的对外关系?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现为圣像崇拜(戴毛像章、张贴毛画像及树立毛塑像)和传播阅读红色“圣经”(毛著作)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激烈,但却是最普遍和持久的“文革”行为方式,而且是传播“文革”意识形态如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等观念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因而在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些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国官方推动的结果,因为毛像和毛著都是在中国国内印制后通过官方途径运到驻外机构,驻外人员又将散发这些宣传品视为日常工作,认为散发得越多就越能显示自己对毛的“忠诚”。当时由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原因,很多国家都把毛像毛著列为违禁品不许入关,但中共驻外人员则认为,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与散发工作的“伟大意义”。

在东南亚,中共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有好几个省份受到中共影响下的“造反”的困扰。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驱逐了两名中国专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华侨学校开刀,限制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控制课程,不准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西哈努克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国际社会的钦佩而是轻视。中共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这里说的每个中国人即包含华侨,因为他们中一些人仍是中国国籍。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华,要求中共放弃在柬埔寨的“文革”宣传,但中方却反过来要求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爱社会主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惊,认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国的友好协会,其真正的目标在于解散宣传“文革”不遗余力的“柬中友协”,北京的“中柬友协”闻讯立即打电报给金边的被解散的“柬中友协”,要求和“反动派”斗争。西哈努克在气愤中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经周恩来的苦心劝阻,柬埔寨驻北京大使没有成行。

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华分社在1967年成了“文革”宣传中心,鼓励华侨学生佩戴毛像章,携带毛著进入学校。缅甸本来就对北京支持缅共游击队心存芥蒂,这种“文革”宣传加深了这一矛盾。于是,缅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像章携毛著,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1967年6月出现了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大使馆都受到冲击,10多名华侨和1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20多万人游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群众示威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标语。[14]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文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使馆的临时代办劝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员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文革”行为。中方人员除了在驻蒙建筑公司和友谊医院广为散发毛像和毛著,还把乌兰巴托的“华侨培才学校”变成在蒙古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这个学校是受中共控制的当地华侨子弟小学。中共外交官回忆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蒙古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借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要在车站为这3个人举行“欢送”仪式,要用“读毛语录,喊‘文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蒙古政府得悉后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召见中国代办,提出根据蒙方规定,不得在车站举行这样的欢送仪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坚持上述欢送仪式,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学生和中方人员受轻伤。中蒙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后北京发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驻华大使馆的车在友谊商店门口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头像的海报,在场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那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途经二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毛泽东“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15]

“文革”前,中国的西邻、 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派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尼泊尔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文革”期间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制出售毛语录和佩戴毛像章,但中方人员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于是搜查“尼中友协”,没收“文革”宣传品,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图片展览橱窗,并和“捍卫”毛思想宣传阵地的中方人员在现场发生冲突。中方强烈抗议,指尼政府与美国勾结,结果尼政府要求中国撤走部分驻尼人员。

在非洲,肯尼亚政府于1967年宣布中国代办李颉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肯尼亚。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大使馆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和抗议坚持散发毛像章毛著。加纳甚至为同样的原因和中共断交。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而和中共发生外交纠纷。但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被中共官方说成是国际帝修反的反华行径,加剧了在国内制造的“中国被帝修反所包围”的恐惧症和革命歇斯底里。[16]

早在“文革”开始前,中共和古巴的关系即因中共强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毛主义和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如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面首先发难,两国公开决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减大米援助;另一个理由则是,中共不顾古方长期的劝阻和告诫,通过各种途径向古巴党政干部和一般群众散发中方的宣传材料,甚至利用邮局直接把此类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罗曾专门为此召见中共驻古巴临时代办,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传材料,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使馆受此难堪,立刻电告国内。尽管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宣传无疑是两国两党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声称,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有趣的是,整个60年代后半期,古巴的政治气氛和中国的“文革”非常类似,古巴当局在1968年到1970年间发起的“革命攻势”,是古巴版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物。[17]

现在看来,“文革”时期所谓的中国被“帝修反”等“国际阶级敌人”包围,纯粹是自食其果。

五、龙种与跳蚤──毛主义“文革”的余波

“文革”在中国是画上了句号,但60年代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在“世界革命高潮”中播下的“龙种”,却继续在一些国家收获着“跳蚤”。目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泊尔反政府武装)。这些毛主义组织固然受到中共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但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以及秘鲁的“光辉道路”相比,它们仅局限于实践毛主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用暴力消除阶级差别,不同于“文革”那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且它们产生时间较晚,也未受到中共支持。

“红色高棉”和“光辉道路”的一些领导人60年代及“文革”时期就在中国,他们除深受“文革”影响外,还接受中共的资助。他们崇拜的不只是毛主义的一般理论,例如信奉枪杆子和用农村包围城市,更是毛主义“文革”理论的实践者。他们要继承和发展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毛主义,他们认为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已完成;而有待继承和发展的是60年代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文革”理论与实践,但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所抛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中共抛弃了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就为“红色高棉”与“光辉道路”创造了历史机会,让他们自命为毛主义继承人,甚至要超越毛主义。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毛式“革命”更残酷的“红色高棉”革命

中国读者对“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或有所闻,但对这些政策的目的及其与“文革”的联系则不一定有清楚的了解。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和20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18] 与印度“那夏里特运动”一样,“红色高棉”鼓励用原始手段杀人,甚至用镰刀、斧子和锄头。

那么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呢?“红色高棉”认为:毛泽东用“文革”反修防修,但他不彻底;而没有经历“文革”的越南则变修了;红色高棉要吸取这个教训。一个“红色高棉”的高级干部对回国的知识分子介绍说,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革”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都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拿工资,而且还把钱省下来回国时购买免税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文革”后中国人还是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在这个意义上,“红色高棉”是吸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经历了“文革”的中国都未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从而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

中共60年代中期发动“文革”,是认为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苏联变修了,中国可以乘机崛起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高棉70年代中期采取大规模屠杀和清洗、废除货币、拆散家庭、解散学校、撤空城市等极端措施,则是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越南变修了,柬埔寨已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这种相似性清楚地表明了“文革”和红色高棉之间的血缘关系。

2. 秘鲁的“小毛泽东”以及他比毛主义更“光辉”的思想

秘鲁的“光辉道路”与毛主义“文革”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光辉道路”和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19] “光辉道路”的领袖古兹曼是大学哲学教授,“文革”时期在中国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回国后被追随者称为秘鲁的“小毛泽东”和“安第斯山的红太阳”,绰号“香波博士”(指他善于用毛主义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脑”)。

1968年,古兹曼从中国回秘鲁后,开始造党内最高领导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责帕是修正主义,走和平道路,说自己和帕之间的斗争就是毛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之间的斗争。秘鲁共产党原来有份刊物名为《红旗》(该名称是否仿效中共理论刊物《红旗》尚不得而知),由帕雷德斯控制。古兹曼于是办了一份名为《光辉道路》的杂志。从此,秘共和秘鲁左翼势力就按照“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的分野站队。

当时,秘鲁的左派主要集中在华曼戈大学等高等学府中,而秘鲁的大学又继承了欧洲大学自治的传统,政府很少干预。因此这场“路线斗争”就在这些大学校园里肆无忌惮地展开,演变成了一场小型“文革”。对立的两派在形形色色的辩论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上彼此指责对方是叛徒和修正主义,散发攻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在会场外面拳脚相向,一派占领学生宿舍,另一派调兵遣将来围攻,展开了武斗。大学校园里涂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即古兹曼)思想万岁!”“冈扎洛主席万岁!”“打倒一切修正主义!”之类的标语。“光辉道路”的组织和活动中渗透着毛主义“文革”的影响,只要看看它所张贴的宣传海报就会发现,无论从图案设计到口号,都象是中国“文革”宣传画的翻版,只不过把文字变成西班牙文,把毛泽东的头像换成古兹曼的。[20]

“光辉道路”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暴力组织,它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因为“光辉道路”认为,这些人都是为现政权服务的。“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他们毁坏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机构等的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人们不太注意的是,古兹曼是在1978年至1979年间策划、于1980年正式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值中共结束“文革”、清算毛死党“四人帮”。当中共逮捕“四人帮”时,秘鲁首都利马的街头出现了一些倒吊在树上的死狗,上贴写有“邓小平”三字的纸条。尽管邓小平与逮捕“四人帮”其实无关,但他的名字象征着对文革的“右倾翻案”。当“四人帮”被审判时,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受到暴力袭击,“光辉道路”的成员甚至把手榴弹扔进了中国大使的卧室。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毛主义左派对中共结束“文革”最激烈的抗议。

象“红色高棉”一样,古兹曼总结中共“变修”的经验并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是正确的,但毛做得不彻底,所以他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来自于毛泽东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正是在中共的“文革”结束、“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毛以后的中共变修了,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来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由于“光辉道路”没有机会掌管国家政权,人们无缘领教这“第四把刀子”的锋芒。但可以设想,如果整个秘鲁被引上了“光辉道路”,那么人们看到的恐怕离“红色高棉”的“伟大实践”相去不远,更有可能的甚至是“红色高棉”的失败会刺激“光辉道路”走上更激进、也更灭绝人性的道路。

结语:毛主义留给世界的未尽思考

“文革”对世界的影响是“文革”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还有赖于中国对有关历史资料和档案的解禁。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外交人员、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已经发表了大量回忆录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文革”在海外的影响,但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人员的身份发表此类文字的还非常罕见。不过,在目前可见的公开资料的基础上,也完全可以了解中共“输出革命”的基本轮廓与后果:

第一,“文革”期间,包括“文革”前数年间,由于毛有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总体战略,试图以东南亚和中国的近邻为中心,将中国推动的“世界革命”辐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二,“输出革命”的战略建立在如下判断之上,即“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帝修反的灭亡指日可待,中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是中国成为这个中心的标志和需要。

第三,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也是中共强化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共不顾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及国与国之间起码的行为规范,向外输出革命和毛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空前的国际孤立状态,甚至连长期的友好邻邦也都翻脸。但这种自己制造的困境却被中共宣传成是“帝修反”包围和灭亡中国的阴谋,反过来更刺激了国内的政治紧张气氛。

第四,“文革”期间向外“输出革命”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文革”时期主宰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毛主义理论和行为方式,也有“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毛主义模式,根据输出国的不同各有侧重。

第五,“文革”初期一度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外交部在1967年到1968年间一度“失控”,很多驻外使领馆受“造反派”冲击或控制,国内很多涉外事件由“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起和主导,曾使“文革”意识形态的输出带有自发性色彩,打破了中共建政以来涉外事务的神秘性和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格局。但这种自发性并不能说明它们和“文革”时期的中共最高权力无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自发性正是“文革”意识形态对外输出的方便途经,是“输出革命”的特殊形式。

中共官方在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时,曾痛定思痛、心有余悸地称“文革”是“浩劫”──值得深思的是,今天中国当局在谈论“文革”时,却尽可能地回避使用这样的词汇。与今天对“文革”的遮掩相比,80年代初对“文革”的认识似乎还显得诚实一些。“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世界性影响是灾难性的。受“文革”和毛主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制度极为多元,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传统更是纷繁复杂,但毛主义影响所及,造成的后果却非常相似,只是受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似的后果是,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极致,那种原始屠戮即使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也不多见。

毛主义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夸大了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阶级和阶层差别,还有性别、年龄和社会角色的差别,从而把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完全颠覆。例如,在“红色高棉”和“光辉道路”的“革命实践”中,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大量的女性追随者和女兵,更有大量的少年儿童,他们成了“组织”的重要成员。他们在被“解放”的名义下,从事与他们的性别、年龄和自然身份完全不相符的“革命工作”,甚至拿起武器。如果对方手无寸铁,他们肆意杀人;如果对方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则被大量屠戮,成为“烈士”。少年和青年学生还被煽动起来反叛社会和成人,把教师、教育制度和社会文明成果视为最直接的斗争对象,本来应该是接受教育、培养人格的社会成员却变成了引导社会“变革”的“先锋”。毛主义之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有不少追随者,并不是因为毛主义的革命具有正当性;恰恰相反,这说明了毛主义难以在正常状态下承担着社会责任且具有成熟理性的社会群体中找到大量追随者,只能用“压迫”去曲解社会秩序、用“解放”来为自己动员人力资源。这是我们今天回顾“文革”,回顾整个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历史时必须充分注意的。

追根溯源,“文革”之所以产生灾难性的世界性影响,原因在于“文革”意识形态中包含的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差别的恶,因此对人类社会具有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摧残超出了中国的国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恶是对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对原始和野蛮的推崇,对传统的否定,对肆意“创新”的迷恋,对秩序的厌恶,对破坏的喜好,对人性的否定,对兽性的赞美。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马克思等人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文化成就有积极的评价,也欣赏莎士比亚和歌德这样的杰出个人,但从整体上看,这种意识形态旨在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人类”,对共产党产生以前的一切制度、文化、价值和道德往往采取否定态度,至多是“批判地吸收”。这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和批判,虽然在国际共运中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国家其程度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程晓农在一篇文章中通过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文化革命”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人类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乃至行为规范上,苏联和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别。苏联30年代的“文化革命”虽然打击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却没有否定整个人类文明和俄国文化传统。相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不放弃政治教育的前提下,不但提倡现代文明,而且不排斥西方和俄罗斯古典文化遗产,从来没有“彻底打倒”莎士比亚和普希金,这对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质都有积极影响。[21]

回望20世纪,不难发现:世界范围内存在着这种对破坏和毁灭的原始性渴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挫折的国家和民族中,这种原始性渴望尤其明显。这些国家与民族热衷于否定秩序和规范、热衷于打击甚至屠戮体现秩序和规范的社会中上阶层。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彻底反文明、反文化、反秩序、反人性的社会运动,是中共自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内部所积蓄的破坏性能量的大爆发。这种对现代文明的反动不但是中国“文革”的本质,也为其他类似的社会动乱或“革命”所共享。

【注释】

[1] 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2004年),第383-388页。
[2]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3] 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之那战争”,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之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47-48页。
[4] 出处同上,第48页。又见杜蒲、李丹慧译,“中越等国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的谈话”,同上书,第319页。
[5]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第659页。
[6] Emerita Dionisio Distor, "Maoisi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 P.371。
[7] Sanjay Seth, "Indian Maoism: The Significance of Naxalbari," ibid., Pp.289-302.
[8] 王禹生,《难忘的外交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63-69页。
[9] William Ratliff,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1959-1976,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76, P.93.
[10] 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181、184、218页。
[11] Ian Greig, The Communist Challenge to Africa,Foreign Affair Publishing Co. Ltd., Pp.171-173.
[12] 有关“文革”对坦桑尼亚的影响,见周伯萍的《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0-26页;又见尹家民、张铁珊的“毛泽东周恩来与坦赞铁路”,载李同成编《中国外交官在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页。
[13] 有关印度的“校园文革”,见Sanjay Seth, "Indian Maosim:The Signficance of Naxalbar,"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 Pp.301-304。
[14] 出处同注
[2],第149-151页。
[15]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58-64页。
[1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11页。
[17] 有关中古关系从1959年到1966年的发展,见本文作者发表于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的文章"Sino-Cub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astroist Regime",2006年秋季号。
[18] 程映虹,“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
[19] 程映虹,“秘鲁的小毛泽东和他的‘光辉道路’”,《中国之春》,2001年9月号。
[20] Megan M. Ferry, "China as Utopia:Vis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2, No.2, Pp.236-269.该文详细介绍了“文革”宣传画在拉美的影响,包括和“光辉道路”宣传材料之间的联系。
[21] 程晓农,“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见将要出版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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