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獨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兩大支柱，為近現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政治遺產。或者說，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及其暴力欺壓的斗爭，只有當爭取民族獨立（包括自決、自治等權利）與爭取人的自由（包括平等、民主等權利）相一致時，民族主義才具有道義正當性和積極意義。然而，反殖民的斗爭一旦放棄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義目標，就將陷于“國家至上”的極端民族主義泥潭，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也將隨之變成獨裁的勝利，接著很可能是獨裁者鼓動起的帝國式狂妄，企圖稱霸世界的對外擴張也就不可避免。特別是在以和平演變為主的後殖民後冷戰時代，也是人權高于主權的時代，各民族通過和平發展的方式加入全球化進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的歷史潮流。而全球化，不僅是經濟互惠的一體化，也是基本價值（人權至上）和社會制度（自由民主）的趨同。此時的民族主義大都是獨裁國家的專利，它將淹沒人類的共同價值和破壞國際正義，混淆自由與獨裁、人性和反人性、戰爭與和平、正義之戰和不義之戰之間的實質性區別，使善與惡、真與假、公正與不公、文明與野蠻等基本道義原則失去意義。而為獨裁者民族主義付出最大代價的只有人民，其代價之大幾乎就是“人的毀滅”－－不僅是生命和財產的代價，更是徹底喪失的尊嚴和自由的代價。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民族主義，是近、現代西方歷史的產物，以建立民族國家、工業經濟和殖民擴張為中心。國家西方史學界大都承認，民族主義形成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它在現實政治中的標志性事件是美國的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它的理論宣言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發表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說》。美、法、德三國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只有美國達成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平衡。《獨立宣言》同時宣告了國家獨立和自由立國的兩大目標，獨立戰爭結束英國殖民統治，完成了國家獨立的目標；南北戰爭廢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隸制，完成了自由立國的目標；由此誕生了一個既主權獨立又自由民主的偉大國家，在歐洲各國為爭奪殖民地而廝殺不已之時，美國奉行遠離老歐洲紛爭的“孤立主義”外交，直到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才走出“孤立主義”，逐漸擔負起自由領袖的世界責任。

如果說，自由英國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價值的事件，那麼，自由美國的崛起乃世界現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價值的事件。沒有英、美的相繼崛起，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決不會變成當今世界的主導潮流。

從長程的歷史看，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姻永遠是短暫的，聯姻的結果，偶爾會是自由主義主導民族主義，催生出獨立的憲政民主國家，而更多的情況下則是民族主義吞掉自由主義，催生出獨裁化的擴張性民族主義。這類民族主義崛起的標志性大事件是法國大革命，其結果卻走向自由主義的反面－－締造“大民族”的理想。當年，誕生于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愛”三原則，僅僅是停留在紙上的大革命宣言，而現實政治中的大革命則是對三大自由主義原則的徹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風的多數暴政，讓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則；繼而是民族優越感及其擴張性民族主義的勃興，拿破侖的獨裁化法蘭西沙文主義代替了博愛原則，這項原則曾在國民議會通過的法國憲法第六條得到表述（1790年）︰“法蘭西民族放棄所有侵略戰爭，不使用她的軍隊去反對任何民族的自由。”然而，那種為法蘭西民族的統一而放棄各省自治的集權意識，那種為保衛法蘭西祖國而貢獻全部的赤誠和武器的激情，把法國引上大國沙文主義之路。“祖國在危機中！”的口號，使整個法國陷于民族主義的狂熱之中，全國各地紛紛出現請戰書，號召招募軍隊、提供捐獻、制造武器，“全國好像一致站起來，迎接歐洲的進攻或進攻歐洲。”“整個法國只有一個願望，只有一個呼聲︰抗戰。”誰要反對抗戰，誰就是祖國的叛徒和法蘭西民族的罪人。（見《民族主義》【英】埃里凱杜里著，張明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P4）

所以，就在作出“放棄所有侵略戰爭”的憲法承諾的兩年後，1792年4月26日，法國國民議會幾乎全體通過對奧地利宣戰（只有七張反對票）。1792年12月15日，國民議會又宣布把比利時並入法國；1793年2月1日，國民議會再次宣布對英國和荷蘭同時宣戰。正是在法國的擴張性民族主義，逼出當年3月由英國、普魯士、荷蘭、西班牙等國組成的反法聯盟。

同時，保衛法蘭西的民族戰爭，也為對內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國家權力由國民議會轉入公安委員會手中，對奧地利戰爭的幾次勝利提高了公安委員會的權威。幾乎是一夜之間，狂熱的民族主義就把法國變成了極權國家。在經濟上，實施戰時國有化︰所有法國領土上的所有產品都屬于法國，所有私有財產必須由共和國處理。教會和富人的財產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屬被融化後用來制造武器；成千個工廠被接管，資本和勞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屬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強制的辦法從富人那里榨取10億法郎，外貿和價格由政府管制……這一切強制性經濟榨取，全部被用于對外戰爭；在政治上，繼1989年8月的恐怖屠殺之後，又發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殺；再接著是1793年第二次革命，公安委員會恐怖政治從1793年9月持續到1794年7月28日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台。在此期間，以“叛國罪”的指控進行的大屠殺，象野火一樣燒遍這個法國，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要起碼處決七人，從革命的對象國王、王後、貴族、將軍到革命之子丹東、羅伯斯庇爾等人，統統被以“叛國罪”之類的罪名送上斷頭台。據統計，在大革命的恐怖中，大約有30萬人被逮捕，2萬－4萬人被處死。

愛國主義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讓法國人失去了起碼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員會派往旺代區鎮壓天主教叛亂的卡里爾發誓說︰“我們將使法國稱為一個墳場。”于是，他在四個月內處決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斷頭台。

如果說，大革命是盛大的節日，那麼，圍觀公審、游街砍頭和示眾就是節日中的最喜慶的典禮，每個著名人物被處決後，血淋淋的頭顱都要被挑起示眾，圍觀者興奮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殺變成了最大眾化的娛樂。

富有而美麗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處決後，她的尸體被肢解，她的心髒被掏出，被一名共和黨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羅伯斯庇爾被砍頭那天，街道兩邊是擠滿了看客，臨街樓房的陽台和窗口，到處都是看客那興奮的眼楮，能夠俯視廣場上的斷頭台的房間以高價出租，前來廣場觀看砍頭的婦女們，一個個打扮得如同去參加晚宴或舞會。當羅伯斯庇爾被砍下的頭顱高舉示眾時，看客們發出愉悅而滿足的歡呼。

無怪乎，目睹了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聖茹斯曾經大聲疾呼︰“神聖的愛國事業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樣令人投入，以致為了公眾利益不惜犧牲一切，沒有遺憾，沒有畏懼，沒有對人性的尊重……”（轉引自《民族主義》P11）

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受到過美國獨立革命的巨大影響，《人權宣言》就是《獨立宣言》的法國版。但法國人認為︰美國革命只局限于一國之內，而我們法國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諷刺的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許多想逃命的法國人都把美國視為“自由的唯一避難所”。

自稱為“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侖，正是崛起于法蘭西對歐洲的戰爭，拿破侖之劍征服了歐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擴張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義推向高峰，也把自己變成了法蘭西的新救星和獨裁者。1799年，只有31歲的拿破侖登上第一執政的交椅；1804年12月2日，拿破侖在教皇庇護七世祝福下自我加冕為法蘭西皇帝。之所以如此，一靠拿破侖擅于揮舞戰爭之劍，二是靠法國人對秩序的渴望；三靠他的擴張性愛國主義。他的權力野心是統治世界，他勾畫的帝國藍圖是以巴黎為“世界首都”，先統馭全歐洲，進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討厭別人稱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個地地道道的法國人。法國人經常引用拿破侖的一些愛國主義名言︰“世上最高貴的頭餃乃生為法國人。”“我只鐘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蘭西。她與我同床共寢，她對我忠心不二。她對我傾其所有，拋頭顱、灑熱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萬大軍，她也能全數貢獻。”（見《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侖時代》下冊，【美】威爾杜蘭著，幼獅文化公司譯；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當拿破侖說出那句“朕即國家”的狂驕之言時，法國大革命便完成了一個始于自由而終于獨裁的循環，促成這一逆轉的關鍵中介便是狂熱民族主義︰爭取盧梭式人民主權的大革命，先把人民主權變成國家主權，繼而再變成公安委員會的主權，最後變成拿破侖一個人的主權。

雖然，拿破侖在英國、西班牙、德國、波蘭和俄國的聯合反對下，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但拿破侖的武力擴張卻強化了兩大與自由為敵的政治傾向，在法國是波旁王朝的專制主義復闢，在歐洲各國強化著擴張性民族主義。

美、法的兩次革命留給近、現代西方的兩大政治遺產－－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漸變成左右世界歷史走向的兩大主導潮流，但就二戰之前的西方歷史而言，民族主義的影響遠遠超過自由主義。特別是在德國和意大利，不但產生了一系列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思想家和政治領袖（如，德國的赫爾德、黑格爾，意大利的馬志尼），而且在19世紀中葉。德國和意大利先後獲得了國家統一，民族主義也變成了兩個歐洲大國的最具號召力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德國的民族主義，開始由政治層面擴展到種族文化的層面。

民族主義本身的情緒化和狹隘性，最容易與暴力征服相結合，也最容易被獨裁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變成獨裁者實施對外武力擴張和對內恐怖治國的意識形態借口。歐洲在十九世紀刮起的民族主義“龍卷風”，終于在二十世紀連續制造出兩次世界性大災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的納粹法西斯主義是以洗雪一戰之恥的民族主義為號召，一戰失敗的恥辱變成了德國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種極端的致幻藥來治療。希特勒的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和戰爭哲學就是這種致幻劑，為這個不甘於恥辱和失敗的民族注入了歇斯底里的刺激和狂熱的激情。希特勒的眾多追隨者們都相信，他一個人拯救了一個民族，並通過一個民族拯救世界。

與此同時，西方各國的擴張性民族主義對亞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東方的後起之秀日本的擴張性民族主義，明治維新的強國策是為了抵御西方列強；二戰中日本對整個亞洲的武力殖民，正是為了與西方列強爭霸亞洲，建立起以日本太陽旗為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從內政方面看，日本軍國主義也是極端民族主義戰勝自由主義的結果。正是高舉擴張性民族主義大旗的軍人集團，中止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進程，使軍人政治變成了日本的主導力量。

野蠻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乃最極端的擴張性民族主義。納粹制造的種族滅絕和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以及美國的種族歧視和南非的種族隔離，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冷戰後的恐怖主義，無一不是極端民族主義結出的惡果。

正如英國著名社會學加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在評論1848年的歐洲局勢時所言︰民族主義使人們無限夸大民族的權益，而對人類任何一部分的權利和利益卻漠不關心，“除非與他們自己有同樣的名稱、講同樣的語言”；“民族情緒遠遠超過對自由的熱愛，人們都願慫恿統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類、語言有異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見《民族與民族主義》，【英】厄內斯特蓋爾納著，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P19）

另外，民族主義也很容易被共產極權所利用。比如，甦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使東歐擺脫的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極權者斯大林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聲望，為他建立起甦東共產帝國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隨之而來的，不是甦聯和東歐諸國的人的解放，而是更為殘酷的人的奴役。

中國抗日戰爭為割據陝北的中共獲得養精蓄銳的絕好機會，使毛澤東得以在抗日勝利後的內戰中奪取政權，葬送了中國以民主憲政來重建戰爭廢墟的大好機會；毛澤東進而把百廢待興的中國拖進了朝鮮戰爭，用中國人的鮮血和財產為他人做嫁衣，侵吞戰爭果實的是金日成，坐收漁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國，除了生命與財產的巨大消耗外，還付出了極為慘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價，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國跟著甦聯在共產極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極權主義深淵；二是在外交上與代表人類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會長期隔絕，台灣問題的長期擱置就是中國參與韓戰的巨大代價之一。之後，毛本人為了當上世界領袖，在國力根本不逮的情況下，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全力發展核武器，天天高喊“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中國陷于準軍事化的極權體制，全體國人既要勒緊褲帶、過清貧的物質生活，又要在隨時準備打仗的準動員狀態中繃緊神經。民族主義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

所以，兩場民族主義勝利，付出幾千萬人犧牲的中甦兩國人民，得到的卻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貧困。無怪乎，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鮑里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在其還原衛國戰爭真相的偉大著作《二戰秘密檔案》中祈禱說︰“願上帝保佑，我們永遠不要再取得這樣的勝利。”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進民族主義往往成為抗拒全球化的野蠻價值和邪惡制度的避難所，既會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將對普世人權與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願意高舉民族主義旗子的政權，大都是政治獨裁和經濟落後的政權，如所剩無幾的共產國家，朝鮮、古巴中國，中東地區的政教合一的國家。

和平時期的民族主義，特別是獨裁國家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它既是一種自我膨脹的虛幻群體意識，也是一種為轉移內部危機而夸大外部危險的統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脅幻想，也是民間相信官方愛國主義幻想的盲目－－國力弱小時產生封閉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賤，國力強大時就將在盲目獨裁意志的主導下，走向對外擴張的大國沙文主義、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義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

也就是說，獨裁政權在和平時期煽動的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善惡雙刃劍”，而只是單刃毒劍－－惡棍的最後避難所，既是政客們弄權的意識形態工具，也是一個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墜入蒙昧深淵的標志。

【2005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chinamz.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