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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三)

作者:和談
2018-01-08 0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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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底中國內戰以民國政府全面失敗退守台灣而結束。這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以人、財、物鼎力相助的盟友來說,美國不僅面對圍堵共產主義這一戰略挫敗,同時還承受著情感上、道義上的責難。然而就在中共宣布在大陸建立紅色政權的前兩個月,國務院在“中美關系白皮書”中就已經公開批評蔣介石,認為國民政府的失敗完全是蔣介石的責任,與美國對華政策無關。《白皮書》是在國務卿艾奇遜主持下由當時國務院第三號人物杰賽普擔任主筆。

進入1950年後,國務院開始制定方案,準備一旦中共進攻台灣,第七艦隊應該撤離台灣海峽。這種看似非常現實的對外政策讓堅持以意識形態作為取舍標準的反共陣營極為反感。1950年1月11日,俄亥俄州參議員塔夫特(Robert Taft,1889-1953。第27任美國總統之子)發表一個對外關系的演講,他指出︰國務院受親共集團的影響,他們打算拋棄蔣介石,至少已經拱手把中國大陸交給了共產黨。《R》P. 93塔夫特的矛頭直指艾奇遜。49年後艾奇遜在誰來承擔丟失中國責任的爭辯中首當其沖。我們承認國共內戰的勝敗確實有它自己的原因,但是艾奇遜的親共立場也是十分明顯,比如就在法庭作出對希斯有罪判決後,艾奇遜說希斯案子“是一個悲劇”,“我不會因此而拋棄他。”《R》P. 94

時間到了1950年2月9日林肯紀念日,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威林鎮(Wheeling, West Virginia)作了一個著名的演講。他說他手里有一份205名仍然是國務院雇員的美國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同情者的名單,比如謝偉思。麥卡錫這具有爆炸性的演講讓他這個當時很多人都還叫不出名字的議員一下子成為諸多報紙的頭條新聞,而這一天也給這個自由世界多年來持續不懈的反抗、抵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深遠影響更多的是負面影響。

如果深入探討它的形成和發展,我們不難將麥卡錫主義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去分析。廣義上的麥卡錫主義可以是自1917年甦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美國社會持久不懈的反共態勢,這背後反映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經濟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而狹義上的麥卡錫主義則是從1950年2月的這一天開始,面對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上升階段並取得了局部地區勝利這樣的社會背景,麥卡錫混淆個人信仰、推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同他們實際執行、操作顛覆政府活動這兩者的區別雖然這兩者在共產專制國家里往往就是同一件事而實行的追查共產黨的調查活動。

狹義的麥卡錫主義錯在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她信奉言論自由、信仰無罪。在美國,共產黨是合法組織,任何人不能因為加入其中而遭受國家權力的迫害和打擊。此外,雖然顛覆、奪取國家政權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初衷,而且它對世界自由、民主社會的滲透、破壞也從來沒有停止,但是反共仍然要以事實和法律作為依據,不能隨心所欲,為追求轟動效應而捕風捉影、夸大其辭。所以狹義上的麥卡錫主義從一開始就受到抵制和反對。最後以失敗而告結束也就不足為奇了。

1949年第81屆國會,民主黨又奪回了多數黨的地位。當麥卡錫在威林鎮發表了對杜魯門政府的指控後,他實際上“單槍匹馬發起了反共十字軍東征”《R》P. 96。那時,麥卡錫面臨了美共成員的抵抗、國會共和黨同僚的不信任及民主黨議員的反對。在三面包圍和主客觀雙重不利因素下,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要求麥卡錫提供證據。2月20日麥卡錫又在國會做了一個長達6小時的報告,這次他把國務院共產黨人數改成81人,但是沒有給出具體名單。民主黨認為這樣不解決問題,遂通過決議,在外交關系委員會下設立了一個臨時“國務院雇員忠誠調查小組委員會”、或者叫泰定斯委員會,(The sub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oyalty of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Or Tydings Committee)由馬里蘭州民主黨參議員泰定斯(Millard Tydings,1890-1961)出任主席。在多黨體制下,黨派之間從來不缺相互爭斗的議題,反共也不一樣。泰定斯委員會很快就演變成在反共議題下的黨派之爭。

設立泰定斯委員會的目的不是根據麥卡錫的指控,國會去核實國務院是否有那麼些共產黨員。而是以誰指控誰舉證的原則,把麥卡錫當作證人的對待,由他提供他的證據,讓參議員去驗證和核實。麥卡錫希望泰定斯委員會關起門來听證,而委員會則堅持听證會向民眾公開。這樣,麥卡錫公布了一份9人的名單,其中有謝偉思、拉鐵摩爾和杰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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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賽普,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太平洋關系學會成員並于1939-1940年期間出任學會主席。艾奇遜擔任國務卿時被任命為巡回大使,同時主持編纂了旨在解脫國務院"丟失中國"責任的《對華關系白皮書》。另外,戰後他作為專家,同希斯共事,代表國務院參與制定《聯合國憲章》。因為這層關系,杰賽普覺得他有資格在希斯偽證罪案出具證言,為希斯的人品和清白背書,雖然對希斯隱蔽的個人經歷並不了解。自1961年開始,杰賽普出任國際法院法官。

杰賽普成為麥卡錫的目標不是因為他的學者、官員雙重職業背景,而是“他同共產主義事業有非同一般的共識”。《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AFC)》 P. 541麥卡錫的根據是,杰賽普認為︰“美甦之間的冷戰主要是因為雙方誤解而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而這些誤解可以通過外交方式來解決。”《R》P.130 "就像美國人生活在民主黨、共和黨黨派政治體制下那樣,甦聯、美國這兩種不同政府形式也能共存。"顯然,杰賽普這樣詮釋不管是從當時還是現在的國際政治關系來看都是錯誤的。把民主社會的多黨制同民主和專制兩種政治制度放在一起比較的錯誤在于,多黨制度下兩黨之間有一個相同的目標,而專制則視民主為死敵。

事實是,除了在二戰期間出于雙方利益需要短暫結為“盟友”,美甦之間不管是冷戰,還是在第三國進行的“熱戰”;不管是情報戰還是間諜戰以及發展到如今利用網絡駭客執意左右美國大選,它們都來源于意識形態上的敵意和對抗。今天,在那些前(後)共產主義國家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許已經淡化,但是他們從馬、列老祖宗那里繼承來的基因讓俄國、中國不可能與自由、民主調和共處不管那里使用什麼樣的“選舉”方式。杰賽普只看到事物表面上的相似之處而忽略了後面實質的錯誤也反映在他對中共的認識上。杰賽普認為︰49年前“毛澤東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游擊隊代表了中國土生土長的民主運動”。(同上P.130)我們知道毛澤東一生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內涵可以是任何東西,唯獨和民主無關。

不過不管怎樣不能接受他的觀點,這都不足以將杰賽普劃入不忠誠(disloyal)甚至說成是共產分子。麥卡錫指責杰賽普未能看清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可他自己也在犯混淆事物本質和現象的認識錯誤。正因為如此,麥卡錫簡單地將他人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親共、擁共的立場無限延伸,所以他推導出的結論常常站不住腳,比如拉鐵摩爾。

拉鐵摩爾出生在中國,在瑞士、英國讀完了小學和中學。19歲時回到中國,在一個英國人的貿易公司干活,這讓他有機會在中國北方、蒙古、新疆以及亞洲內陸地區旅行。他的旅途見聞、隨筆、日記是他十多本書的素材,使他成為美國人蒙古問題的專家。1928年後,拉鐵摩爾在哈佛大學注冊,在接受哈佛燕京學社等研究團體多項資助後又回到中國。1934年在中國接受《太平洋事務》雜志的邀約出任主編。1937年他第一次到延安,為《美亞》編輯采訪毛、周擔任翻譯。1944年陪同華萊士副總統訪問中國、蒙古、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後來在為《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志寫的文稿中,拉鐵摩爾把他和副總統一行訪問的甦聯在遠東另一個勞改集中營(Magadan labor camp)說成就像是大蕭條後美國政府經營的“田納西山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一樣,他這種粉飾甦聯的傾向同杰賽普有異曲同工之妙。

1948年,一個曾經擔任過駐希臘大使館“臨時代辦”的甦聯人向聯邦調查局指控,說一個克格勃官員告訴他,拉鐵摩爾是甦聯間諜。(見維基)

1950年3月22日,麥卡錫泰定斯听證會上用“甦聯頭號間諜”的罪名指控拉鐵摩爾,他說國務院和聯邦調查局檔案能夠證明拉鐵摩爾是希斯那個間諜網的頭兒。他還發誓,說他願意把自己全部信譽都壓在這一指控上面。這無疑比一個月前的演講更進了一步,全美有影響的報紙都用頭版報道了這一指控。

同杰賽普、希斯這些學者和政府高級官員相比,拉鐵摩爾以他早年在東亞生活和工作經歷確立了他遠東研究的權威地位。雖然他從來沒有在華盛頓坐過辦公室,也沒有直接參與國務院制定對外政策,但這不等于他對美國政府沒有影響。尤其是日本侵華及珍珠港事件使美國外交重心朝亞洲傾斜,這讓拉鐵摩爾角色變得舉足輕重。因此羅斯福任命他擔任蔣介石的顧問。不幸的是,拉鐵摩爾並不看好民國政府,因為他早已把個人情感投射到共產主義運動上去了。那時他同他太平洋關系學會的同事以及40年代美國親共群體“中國通”中大部分人,比如哈佛歷史教授費正清等一樣,都認為毛澤東在中國搞的只是一場土地改革運動,中國共產黨是一群平均地權論者(agrarian)。

40年代美國的“中國通”(China Hand)是如此地熱衷推銷此道,他們實際是在淡化中共意識形態色彩,因為這樣就可以把延安同莫斯科區別開來,從而達到回避中共同美國利益潛在的矛盾和沖突的效果。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建議將對華政策調整為不偏袒國共任何一方而實際上是提升中共的地位。1948年拉鐵摩爾出席由國務卿馬歇爾主持的一個重要會議,商量是否應該縮減對民國政府的援助。拉鐵摩爾用“現實主義”作為理由,不贊成繼續無條件地支援蔣介石,他說過去這樣做已經損害了美國的形象。《R》P.122他還提出美國應該撤出朝鮮、日本,讓他們自己直接同亞洲的鄰居打交道。不難看出,那時拉鐵摩爾並不贊成美國亞洲外交政策,他蔣介石顧問一職的影響也是消極的。

在泰定斯听證會上,麥卡錫的證人是卜登茲,不過他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拉鐵摩爾是間諜 ,他的證言來自于道听途說。FBI的檔案里也沒有直接證據,如果有的話,胡佛一定會在那關鍵時刻支持麥卡錫。“如果拉鐵摩爾真的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導致毛勝蔣敗,而且他同時正好又是美共黨員,那麼給他帶上共產黨的代理人的帽子可能比甦聯間諜更靠譜。”《R》P.123

確實,麥卡錫不難從拉鐵摩爾寫的書和他編輯的《太平洋事務》雜志文章里找出他認同甦聯共產主義那套理論的觀點,但是那和甦聯間諜沒有直接關系。麥卡錫的錯誤太明顯了,以至于失去了黨內同僚的信任。參議員塔夫特說他(把拉鐵摩爾說成是甦聯間諜)“完全是輕舉妄動”。《AFC》P. 543)共和黨其他同事也表示,他們支持麥卡錫更多的由于私下關系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因為覺得他的指控站得住腳。《R》P. 56倒是拉鐵摩爾在听證會上的自我辯護顯得十分充分,有力。如果不是金日成發動了朝鮮戰爭,麥卡錫主義很可能就會失去它的動力。

朝鮮戰爭讓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威脅又一次現實化了,在擔憂第三次世界隨時可能爆發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對“丟失中國”的思考有了具體和現實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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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軍隊突然越過38線向南朝鮮發動了進攻,這是自1917年甦聯十月革命成功後共產黨國家聯合起來向親西方亞洲民主政權發動的第一次正面、直接進攻,給杜魯門政府一個措手不及。就在當年1月份,國務卿艾奇遜剛剛拋出一個不包括南朝鮮和台灣在內的西太平洋環形防線計劃,那後面透露出來的信息可以解讀成︰在丟失中國大陸後,美國不會使用自己軍事力量來保衛南朝鮮。這同拉鐵摩爾早先的建議十分相似。如今在甦聯人的支持下,金日成向半島南部大舉進攻,(當時還不清楚中共背地里也參與了謀劃,並且答應提供軍事支援。)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外交政策、保衛弱國反對武裝侵略的道義責任以及維持亞洲區域和平與安全這些主張又一次受到了考驗。“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北朝鮮的軍事進攻是甦聯測試美國的底線,如果美國不能抵抗,其他局部侵略就會跟著發生,並可能導致全面戰爭。”《AFC》P.557

27日,面臨朝鮮危機,在對國家安全利益作出新的評估後,杜魯門政府轉變了他的遠東戰略,授權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使用美國海、空軍力量以防止仁川漢城一線落入敵手。6月30日,杜魯門進一步采納了麥克阿瑟要在朝鮮使用美國陸軍的建議。美國政府這個轉變,從根本上否定了40年代末以來外交政策和主張。同上P. 558

美軍地面部隊不應該被用于亞洲大陸這個建議是戰後馬歇爾在中國“調和”以及出任杜魯門政府國務卿時提出來的,被杜魯門總統所接受,後來成為美國拒絕涉足國共內戰的理由。那麼問題是,同樣都在遠東,同樣發生在二戰結束後,同樣是遭遇共產主義的進攻,美國在中國和南朝鮮兩個政權面臨危局時的應對策略是如此不同,這就給歷史留下來研究的空間。

誠然,任何時候美國對外執行援助或者不援助政策都可以出于現實和理性的考慮,都可以給出合適的理由來解釋。但二戰後短短幾年里,杜魯門政府從放棄在中國抵抗共產主義的機會,47年卻到希臘去圍堵甦聯勢力,現在又投入到抵抗金日成的朝鮮戰爭,那麼“圍堵”(containment)政策究竟是無條件地適用到共產主義頭上,還是有選擇性地區別對待不同國家?如果是後者,那麼依據和標準是什麼?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明確答案,那麼那些不能繼續支持中華民國的理由就顯得牽強而站不住腳。這反過來正好給那種是親共官員將盟友出賣給了中共的推理提供了邏輯證據。而這就讓麥卡錫對拉鐵摩爾、杰賽普以及太平洋關系學會的攻擊變得真實了。這樣一來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時支持麥卡錫的人那麼多,因為民眾的頭腦中開始產生也許麥卡錫的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的想法。

9月份,在參議院國防部長任命听證會上,參議員塔夫脫說馬歇爾在中國的錯誤導致了今日朝鮮半島的局面。麥卡錫的攻擊也沒有停止過。在羅列的一條一條“罪狀”中,麥卡錫指責馬歇爾在四十年代末國務院決定抽撤對蔣介石的援助決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說︰(和艾奇遜一起)馬歇爾儒弱的遠東外交政策導致戰後朝鮮半島上發生了一場毫無意義的屠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削弱美國軍事實力和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從而損害我們抵制邪惡的意志。《R》P.190

7月20日,參議院以45對37票(完全根據黨派投票。)通過了泰定斯委員會的報告。報告否定了麥卡錫對杰賽普、拉鐵摩爾和謝偉思等人的指控,並指責“麥卡錫對事實的篡改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泰定斯委員會的結論是︰“共產主義並沒有滲透到政府部門內”。《R》P.135然而就在調查報告通過時,FBI宣布逮捕了替甦聯收集、遞送有關核武器情報的盧森堡夫婦。盧森堡被捕前曾經是位于新澤西的美國陸軍信號兵工程實驗室的工程師,屬于聯邦雇員。這就是為什麼到了53年麥卡錫手里有了實權時,美國陸軍就成了他反共的目標。

泰定斯委員會公開听證讓麥卡錫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且朝鮮戰爭加深了民眾對共產主義威脅的緊迫性和嚴重性的意識,那種民情、民意或略了麥卡錫缺乏證據、夸大其詞、隨意指控他人那些做法的弊病。那一年民調對麥卡錫的支持不降反升。11月國會中期選舉,共和黨成功地將“反共”作為競選議題,民主黨除折損幾名重量級議員外,最有象征意義的莫過于泰定斯參議員輸掉了選舉,他的席位被由麥卡錫一手物色的挑戰者所奪取。而在全國範圍,當時由麥卡錫助選的其他參議員統統都獲得勝利。另外加州的尼克松在聯邦參議員競選中亦大勝對手晉級成功。

1952年是共和黨大勝之年。他們在民主黨掌握行政權20年後首次入主白宮,同時還贏回了參、眾兩院多數黨席位。麥卡錫本人在威斯康辛州也以54%的票數連任成功,並被分配坐上了參議院重量級的“政府運作委員會”(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主席交椅,同時還是它下設的一個永久性專門負責調查的小組委員會(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主席,這給了麥卡錫很大的權力。可以說,那年選舉將麥卡錫主義推上了頂峰。自53年1月開始的15個月里,麥卡錫主持的調查委員會一共舉行了169個听證會,對象包括美國之音、美國陸軍等;傳喚了653個證人,其中一半曾經或者仍然是政府、軍隊雇員。在調查美國陸軍的過程中,麥卡錫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對手。

1954年初,陸軍在同麥卡錫打了半年交道後,反控麥卡錫和他首席律師科恩(Roy Cohn)曾經為他們底下一個助手向軍方尋求不正當的優惠待遇。麥卡錫認為這一指控是陸軍對他的調查的報復。這樣,麥卡錫暫時讓出常設調查委員會主席的位置,成了被調查的證人。1954年4月參議院開始了持續36天陸軍/麥卡錫的調查听證會。就是那時,公眾從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了麥卡錫在听證會上是怎樣恃強凌弱、使用威脅恐嚇的手法,他的民調支持率從年初的50%一下子掉到了34%(維基),這樣,調查陸軍成了麥卡錫的“滑鐵盧”。緬因州共和黨參議員佛蘭德斯(Ralph Flanders)首先向麥卡錫發難,建議取消麥卡錫調查委員會主席一職。最後,共和黨參議員達成共識,參議院通過了對麥卡錫的“譴責”議案(censure)。麥卡錫因此一蹶不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響開始衰落。1957年5月麥卡錫在參議員職位上去世。

按照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歷史教授亞瑟-赫門在他《重新審視美國最讓人討厭的參議員的生平和遺產》(Arthur Herman、《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一書介紹會上提到的︰53年麥卡錫在共和黨掌握行政和立法權後繼續追查共產黨就會傷害本黨利益,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何況他那時已經掌握了實權,政治前景看好。如果見好就收,等待機會,日後一定還有機會。但是麥卡錫的反共調查沒有停。由于歷來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反共的積極意義大于具體操作手法上的缺陷,換一句話說,當一個人不需要為他的錯誤付代價時,就會讓他失去自我約束和調控的必要了。這樣,當麥卡錫按照他的方法一如既往地繼續追查共產黨時,麥卡錫主義也就同時走向末路。

12

1957年5月2日,麥卡錫因急性肝炎在位于馬里蘭州的貝蒂斯海軍醫院去世(Bethesda Naval Hospital),時年49歲。作為在任聯邦參議員,有70名聯邦議員參加了他的國葬儀式,數千人瞻仰了他的遺體。儀式結束後麥卡錫遺體被運回他的家鄉安葬。

麥卡錫或者麥卡錫主義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但他當年那獨特而又偏執的斗志留給公眾社會的影響和印象卻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這些年來,凡是發生一些類似的社會現象,或者在公眾面前某些權勢人物表現出讓常人難以理喻的性格特征時,人們就會想到麥卡錫。事實上,最近一些年來,那些在麥卡錫時代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又重新被人提及。比如“獵巫”(witch hunt),引申為“政治迫害”當官場人物因丑聞受到司法、立法部門調查時,他們常常用這來表明自己的清白、攻擊對手;再如“病態的撒謊者”(pathologic liar),指撒謊成性的人當一個公眾人物撒謊的範圍、程度和頻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時,人們更願意相信那是一種病理狀態而不受人的自主意識控制,因為我們還不想承認人性能夠如此丑陋低下。另外還有一個現象︰當麥卡錫主義塵埃落定後,媒體總結檢討他們自己,承認出于新聞報道的效果,在那“病態的撒謊者”身上花了比其他各方面都正常的政治人物身上更多的時間、表現出更濃的興趣。事情就是這樣,當媒體得益于熱衷報道行為怪異者所帶來的新聞和娛樂作用時,他們同時也造就了一個大眾紅人。

麥卡錫流傳下來的政治遺產在不同黨團派別之間的意義完全不同。保守派奉麥卡錫為英雄。因為他們眼里的自由主義就等于是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在民主社會已經臭名昭著,把自由主義同共產主義綁著一起,自由派不戰自敗。實質上,從麥卡錫行為背後,保守派更在意的是對自由派理念造成的貶低和傷害而不是共產主義本身。自由派則認為麥卡錫是機會主義分子。因為他並不具有明確的保守派政治立場,反共只是他的手段和工具,為的是提高個人政治影響和地位。

我認為麥卡錫既不是機會主義分子,因為機會來臨時他並沒有被機會所左右;他也不是反共英雄,因為他方法是錯的,他的對象也是錯的。在錯誤百出時,被他指控的共產黨員們倒一個一個成了理直氣壯的英雄。

麥卡錫對中文世界帶來的影響比美國本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為如果從人口絕對數量上看,共產主義理論在中國傳播最廣、其實踐對中國的危害也最大。出于維護中共統治的需要,1949年以來,大陸宣傳和學術領域對麥卡錫主義的強烈反彈。他們混淆參議員麥卡錫同麥卡錫主義的區別,把矛頭集中在麥卡錫是怎樣使用了錯誤手段這個環節上做文章,把所有他們不願意接受的西方反共思潮統統同麥卡錫掛起鉤來,從而達到他們否定美國抵抗共產主義運動的目的,他們實質上是要詆毀自1917年來自由世界反甦反共的努力和信譽。比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北京市黨校侯且岸教授,而他的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對此,我認為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美國反共並非自麥卡錫始,其根源在于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的尖銳對立。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勞工和資本家兩個階層,它們之間的利益沖突最終必然導致革命,而革命的結果是消滅私有制,建立由社會和全民共同所有那樣一種經濟制度。列寧實踐了這套理論,他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用暴力奪取了國家政權。這樣,美國(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以民主形式實現管理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念同馬列理論和實踐注定勢不兩立,而防範共產主義滲透和顛覆必然就成了美國立法和行政機構的重要任務。伴隨甦維埃革命勝利和美國共產黨成立,美國發生了“第一次紅色恐慌”現象(red scare)。自那時開始,美國反甦反共就沒有停止過。面對甦聯間諜活動逐漸加劇,1938年國會將“非美委員會”從臨時性質改成了常規形式。1939年甦、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在美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前美共黨員,甦聯間諜,時任《時代》周刊高級編輯錢伯斯自首,提供了美國政府雇員中18名甦聯間諜或通共分子名單。隨後前甦聯間諜、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總編輯布登茲,美共黨員、甦聯間諜本特麗相繼向聯邦調查局投誠,揭發了一批替甦聯情報機構工作的美國人。另外1945年的美亞案,48年的希斯案,49年司法部起訴美共總書記丹尼斯案(Eugene Dennis,1905-1961)等將反共推向了高潮。而麥卡錫46年剛剛當選聯邦參議員,直到1950那2月那個“威林鎮”演講後他才有一點影響力。所以“反共狂潮”不是由麥卡錫掀起來的。

其次,4、50年代美國並沒有一股“極右勢力”在後面推動反共。

20世紀初美國國會基本上處于民主黨控制。如果從1917年第65屆到1957年麥卡錫去世那年第85屆共20屆國會來統計,民主黨控制了其中12屆參議院、13屆眾議院。如果把範圍縮小到從羅斯福入主白宮的1933年到杜魯門下台的1953年那10屆國會來統計,民主黨佔據其中9屆多數黨地位。很明顯,那20年里一系列抑制共產黨活動的法律如《哈奇法案》、《斯密斯法案》和《麥卡倫法案》等在國會民主黨主導底下制定、由民主黨總統簽署生效的。反過來的情況是,1948年共和黨掌握多數席位時,5月份眾議院以319對58票通過了5852號控制顛覆活動法案、又叫《蒙特/尼克松提案》(Mundt-Nixon Bill)。那一屆眾議院共和黨佔248席位,民主黨185,勞工黨1席。這就是說,那319名議員中至少有四分之一非共和黨籍議員拋開黨派立場,贊成要求美國所有共產黨員必須向司法部長登記的提案。所以反共是兩黨的共識,而非保守派的專利。

再次,中文世界里的“左”和“右”的概念無法對應、照搬到美國政治中來。

顧名思義,美國的自由派、左派,保守派、右派是從如何看待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新事物、新現象的立場上加以區分。從這個意義上,參議員麥卡錫恐怕和傳統意義上美國保守右派沒有什麼關系。麥卡錫的父親是威斯康辛州愛爾蘭裔傳統的羅斯福選民,而麥卡錫本人第一次參與競選,他也是以民主黨人身份贏了地區法官的職位,只不過後來為了增加勝選機率才臨時轉換成共和黨人競選參議員成功。可以這麼說,麥卡錫反共並不具有保守派色彩。中國的左右之分純粹以共產主義作為標準,共產黨封自己左派,所以反對他們的就是右派,沒有其他文化和社會問題摻雜其中。甦共、中共從一開始打的是如何通過建立武裝奪取國家政權的算盤。他們不具有自由派的情懷。如果一定要把西方自由派同中國“左派”聯系起來,那是因為共產主義曾經當時打著維護社會底層勞工階層利益的旗號,但問題是,49年後,中共政策惠及過多少社會底層基本民眾?解決過多少勞工群體的疾苦和憂慮?我認為左、右只是標簽,而自由或者保守則有實質性內涵。中國左派不是自由派,麥卡錫也不能代表美國保守派。

綜上所述,美國歷史上的麥卡錫參議員不等于麥卡錫主義,因為麥卡錫主義包含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從狹義上來說,在抵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和顛覆的歷史進程中麥卡錫確實造成了消極影響,但不能憑這就把美國一百年來針對共產主義的一系列立法、司法活動的積極意義統統抹殺掉。

參考書目

《杜魯門回憶錄》《The Memories of Hanry Truman 》

《重新審視美國最讓人討厭的參議員的生平遺產》《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 Arthur Herman

《為中國蒙難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傳》;《Honorable Survivor: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and Persecution of John Service》,Lynne Joiner

《美國對華關系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太平洋關系學會調查報告》《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port》

《希斯-錢伯斯間諜案》《A Pumpkin Patch, A Typewrite, and Richard Nixon: 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John Berreford

《魯斯和他的帝國》《Luce and His Empire》,W.A. Swanberg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Tsou Tang



--原載︰《縱覽中國》,2018-01-03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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