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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退與崛起︰喬治-華盛頓和總統期限制

作者:William Allen
2011-08-13 14: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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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美國獨立戰爭(Revolutionary War)的對手英國國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對這位宿敵在3月份辭去總統職務表達了贊賞之情。華盛頓的辭職,以及華盛頓曾在1783年獨立戰爭結束時即辭去大陸軍團(Continental army)總司令職務的做法,令喬治三世得出結論說,華盛頓是“當今世人中的最杰出之士”;這位國王還大度地表示,他尊敬地視華盛頓為“當代最偉大的人物”。

毫無疑問,喬治國王說這番話時不會想到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提出的關于引退的策略忠告。那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和疑世者曾在他的著作中,告誡所有曾經為君主或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將帥要對自己將受懷疑有所準備。馬基雅弗利寫道,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武士政治家可用下列兩種方法之一來拯救自己︰要麼辭去軍職,從而避免遭到猜妒;要麼運用手中權力把自己推上最高統治者的位置。馬基雅弗利頗有深意地指出,辭職不僅可避免猜疑,還可因這一德行而獲譽。

無論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是否曾讀過馬基雅弗利的書著,他在整個政治生涯中顯然運用了辭職的力量而使聲望不斷提高,並幫助實現了他為這個新興國家所設定的目標而這個國家則似乎注定要由他來領導;這些或許是馬基雅弗利感到熟悉的方式。

華盛頓從公職急流勇退的做法早在1750年當他還只是一名弗吉尼亞民兵的年輕指揮官時就開始了。當時,他的目的是給殖民地總督和議會施壓,迫使他們提供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以抵擋印地安人對邊遠地區的攻擊。然而,到了1783年,當他從大陸軍團總司令任上辭職時,有相當閱歷的華盛頓顯然已經懂得,間或退隱到民間可幫助他推進所設定的具體政治目標--與他通過從政推進自己的目標殊途同歸。

他的叱詫風雲的公眾角色和戲劇化的交權做法,連同他在這些時刻所發表的聲明,極大展示了他的品格和榜樣將給美國政府整體結構與美國文明進程打上的深刻烙印。尤為重要的是,華盛頓于1782年拒絕了要他建立美國君主政體的呼聲;此後,當在1783年交出軍權以後,他更明確地聲明將繼續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致力于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的國家,以確保它的“國家特征”--即自由民主制--長存。在1783年6月14日“致十三州總督公開信”(Circular Address to the Governors of the Thirteen States)中,華盛頓在為國人的最終祝禱詞中引用了《聖經-舊約》彌迦書(Micah)6:8章節中的內容,但改變了其中的謙卑之詞〔“除了要你行正義、愛仁慈、謙卑地隨主而行,上帝還向你要什麼呢?”〕,以體現對人類訴求帶有的善良性的信心。他祈禱︰

〔上帝〕將慈祥地樂于讓我們所有人行正義,愛仁慈,體現慈善、謙卑與平和之心--這些正是我們神聖宗教創始者的美德,若不能謙卑地效法其榜樣,我們永遠無法期待成為一個和樂國家。

因此,華盛頓以自己的語言將彌迦書中的謙卑禱語轉化為一個綱領,塑造了美國的自由特征。

華盛頓的抱負

華盛頓對理想的追求來自並且融合著體現在他整個文武生涯中的謙謹的個人品質。歷史學家通常認為,1787年的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可參閱本書相關文章] 之所以最終能定下包括一個強有力的總統職權的憲法架構,是因為與會者預期華盛頓將擔任第一任總統。即使如此,華盛頓還是在勸說下才同意參加這次會議,經勸說才同意擔任總統。在會議期間,華盛頓似乎也真的不清楚事情是否是在圍繞他展開鑒于他認為,“這個劇場正在上演著一場美國舞台上,也可以說是世界所有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大戲”;還是說,他本身雖已不再是軍事領袖仍是這場戲中的主角。

華盛頓在1789年1月被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以全票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後,于1789年4月16日懷著建立一個持久的共和政體的意願,離開了他的弗農山莊(Mount Vernon),告別了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市(Alexandria)的友人和鄰居。喬治-華盛頓多方設法、尋求為這個剛剛走到一起的美洲國家聯合體建立一個不同于歐洲種種君主制的政體。1789年5月,他在給新憲法主要起草人之一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鑒于在我們的情形中的一切首創都將成為先例,我虔誠地希望,這些先例將基于正確的原。”

因此,他的首次總統就職演說內容幾乎完全著重在新政府的責任,而不是政府官員的權力。但華盛頓也認識到,一個民主體制,一方面警惕獨裁統治,另一方面也無法容得無政府狀態。在以後的幾年中,隨著新共和政體中多政黨的發展和日益擴大的分歧,華盛頓也把大量心血傾注于讓國家作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實體生存下來,包括發表了他廣受評論的1794年“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講話。他在講話中譴責了卷入威士忌酒反抗(Whisky Rebellion)的那些“自創民主團體”。由大約500名抗議聯邦課征酒稅的賓夕法尼亞州農民發起的小規模抗爭是新的全國政府經受的最初考驗之一。在華盛頓下令軍隊開進該地區時,抗爭者不戰而散。但在當時,華盛頓仍然認為,這些“自創民主團體”包含著某種危險成分,可能導致像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引發的那種恐怖局勢。這些農民除了使用民粹主義的反抗性的政治言論抗議聯邦酒稅之外,似乎還受到了法國大使埃德蒙-熱內(Edmond Genet)的影響,熱內在英法之間即將爆發戰爭之際,威脅要呼吁人民推翻華盛頓簽署的中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從而直接挑戰華盛頓的權威。

此外,華盛頓也體認到,一個成功的民主政體必須具備一個能干有力的行政部門。他試圖在謙恭和堅定之間取得平衡,但這一點不是一向容易做到。在組織新政府時,對于具象征意義的言辭和隨後要予以實踐的行動均給予敏銳關注,需要有堅韌與鋼鐵般的意志。《美國憲法》(U.S. Constitution)規定,在與外國簽訂條約時,行政部門必須征求參議院的“建議與同意”。因此,華盛頓作為總統,曾就有關與印地安部落談判條約一事決意同參議院“商榷與磋商”。他在戰事部長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的陪同下來到參議院,在那里由書記官宣讀華盛頓所關切的要點進而逐項取得合乎憲法精神的“建議與同意”。在這一戲劇化的進門後,華盛頓被引領到廳外苦等良久,與此同時,參議院這個後來被人稱之為“世界最偉大的審議機構”就如何繼續這一程序進行辯論。這種經歷令華盛頓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而且這個錯誤有可能限制未來總統的權力和權威,因此他轉身離開了參議院樓廳並且決不再為類似目的親臨參議院。華盛頓通過這一行動,為建立一個強大、有尊嚴、在制約平衡體制中自主、同時通過中介環節對國會作出反響的總統職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這一簡單的舉動幫助界定了未來美國政府行政與立法機構之間的權力平衡。

節制與大度

雖然華盛頓認識到,新聯邦政府的成功有賴于強有力的總統職權,但正如人們所注意到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確保未來各屆總統不會成為獨裁者。為此,他不僅致力于為新聯邦政府的性質定位,而且也對總統職權作出界定或者,如他所說︰“精確地表達我對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的概念;並對幸福與輝煌作出區分”。這一區分其實已是1783年在他致總督“公開信”中生動表述的主題民主自治需要本著節制精神才能生存、壯大。除了節制,他還提出要有“寬宏大量”精神,從而使民主政府能夠尋求克制與折衷,避免強求絕對權力。(華盛頓後來在他的1796年告別演說中,再次贊揚並鼓勵人們發揚這種“寬宏大量”精神。)

華盛頓在1789年的就職演說草稿中曾對《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歷史作出如下解析︰

我滿懷欣喜地堅信智慧之光將出現在地球的黑暗角落;探索的自由將帶來舉止的公允;人類將會扭轉過去多數人為少數人所指使的荒唐狀況;當人們能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成為自由之身時,將不會固守一方繼續為奴。

華盛頓在1789年的就職演說草稿中還解釋了他會如何履行總統職務。他表示,他希望與國民為伍,走上一條雖“錯綜復雜且荊棘重重”、但最終會“隨著我們向前邁進而變得光明、平坦的道路”。他堅信,因為我們堅守那條“永恆的是非分界線”,這條道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因此,當1796年卸任時候到來並開創總統兩任期限(8年)先例時,有關總統職權倫理觀念和整個聯邦架構的所有成分均已成型,從而使他的卸任成為美國建國以來最具決定意義和戲劇性的事件。

根據新的聯邦憲法產生的華盛頓總統的政府並非一帆風順。在他8年的任期內,創建新國家的任務圓滿完成,然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美國人民見證了最終成為政黨的眾多政治團體的誕生。隨著當時的其他政治人物在憲法保護的範圍內發現有機會對政府的“當政”方式提出質疑,當年充滿感激之情的國民代表全票選舉華盛頓擔任總統的情形一去不復返。新的民主政體開始分裂出被華盛頓稱為的“派系”,他本人則成為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不言而喻的領袖。聯邦黨是當年擁護新憲法並在國家是否批準新憲法的較量中佔上風的聯邦主義者(Federalists)的直接繼承人。

反對派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的領袖是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除了頭兩年以外,在華盛頓的全部總統任期內,愈演愈烈的黨派紛爭成為當時最重要和最緊迫的政治發展,黨派刊物和政黨組織也在此期間問世。盡管現代人通常會認為政府行政機構是由總統的支持者組成,但在當時,行政機構本身也處于分裂狀態。作為財政部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同時也掌管聯邦黨,而在華盛頓內閣擔任國務卿的托馬斯-杰斐遜卻是反對黨共和黨的領軍人物。曾于1791-92年間在《國家報》(National Gazette)上發表文章闡明共和黨政綱的麥迪遜,此前曾任聯邦主義者在國會的主要發言人。顯然,華盛頓長期如此努力鞏固的聯盟,在瓜分競選勝利戰利品的爭斗中開始四分五裂。在保持富有活力的辯論原則的同時,華盛頓力圖減小不加克制的分裂所造成的損害,希望“不致因分歧而使即將到來的成功功虧一簣”。共和國早期的這種分歧最終得以被局限在“憲法範圍內”,這可能是美國開國元勛及華盛頓總統任內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堅決卸任

面對即將到來的大選和連任第三任總統的前景,華盛頓決定在1796年退休。在作出這項決定的同時,他在考慮如何使這次卸任有利于立國不久的美國的永久利益。1796年5月10日,他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幫助起草一份告別演說。華盛頓寄給漢密爾頓一份草稿,其中一部分為詹姆斯-麥迪遜四年前所寫(後證明時機尚不成熟)。經過四個月的書信來往,華盛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並于1796年9月17日星期一--憲法日(Constitution Day )--把“告別演說”刊登在克萊普爾(Claypoole)的《美國每日廣告報》(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上。

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充滿信心地談到了“我們相互關心、共同奮斗、共度危險所帶來的歡樂回報”,並充分表明,他卸去總統職務時的坦然之情與1783年辭去軍職時毫無兩樣。當年辭去軍職時,華盛頓也聲明,他“懷著滿意的心情辭去當初誠惶誠恐接受的任命”。華盛頓從以下角度提出從總統職位引退的考慮︰

1. 下一任總統選舉期將至,華盛頓決定通過聲明無意參選而“促進公眾思考辯論”。

2. 他選取的途徑兼顧“責任”與“個人意願”。

3. 以前,責任總是優于個人意願,1792年因“外交事務”的危急態勢無法卸任便是如此。

4. 至此1796年,人民的“國內外事務”狀況可以讓他卸任。

5. 他在第一次就職演說中解釋過他對終點的設想,現在選擇退休,自信已經獲得了成功,但成功歸于“人民”。

6. 他對“你們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心存感激,並希望“你們的團結”和“兄弟般的情誼”能夠永恆;從而神聖地維護“你們親手”創造的自由憲法;使“在自由庇護下生活的美國人民的幸福”能夠“經善用這種恩賜”而圓滿。

最後,如同在解散軍隊時那樣,他提出了無私的忠告︰追求“永恆的”“你們作為一個整體國家人民的幸福”。

那一次,即1783年華盛頓草擬“公開信”時,他是受幾位同僚的敦促而提出忠告--他們要他給國人留下一份能指引將來決策的政治信仰聲明。華盛頓在1783年6月3日寫給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信中談到了這些要求,他表示,將完全自由地就幾項政治議題提出他的感想。1796年,華盛頓在退位總統時,不經請求便主動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華盛頓在擔任兩屆4年任期的總統後于1796年引退,固定了總統任期有限的理念,因而具有重大意義。華盛頓本可利用他的軍事威望以及極高的社會眾望變成獨裁君主,但他拒絕這麼做。他的謙遜無疑使民眾傾心。1783年他在獨立戰爭後回到故鄉時曾受到萬眾交口稱贊,同一場面此時再現。

然而,這次他完成的任務艱難得多,而且,日益尖銳的政黨紛爭甚至把他也當成公開攻擊的目標。此時,不但國家基礎更加鞏固,財政走上了正軌,而且一直籠罩著他最後五年任期的國際戰爭威脅也大大減小,同時國家實力增強。所以,華盛頓也很欣慰︰他的辭職使他得以免于被置于一個他所不熟悉的處境︰遭受公眾和聲名狼藉的無聊文人的嘲諷這些給他以後的每一位總統帶來悲哀與麻煩。

人民的崛起

在評價華盛頓作為總統的人格力量以及他對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的貢獻時,通常或許會提到發生在他早年的一件事,即華盛頓在結束獨立戰爭指揮官的軍旅生涯時,與忠誠追隨他的軍官們告別的感人肺腑的一幕。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指出,在獨立戰爭最後幾年“沒有真正政府存在的時期,華盛頓幾乎是權威和法律的唯一代表“。這一點與華盛頓個人品格的關系在1783年11月23日在弗朗薩斯酒棧(Fraunces Tavern)得到充分展現。當時,英軍已撤離紐約,將軍也與部下道別。據當時在場的人描述,在那動情的時刻,華盛頓一時語塞,他舉起酒杯說︰“我以滿腔的愛與感激,現在向各位告別”。然後他伸出手與從他面前走過的軍官們握手。亨利-諾克斯是站得最近的一個,當輪到他握手時,華盛頓不由擁抱並親吻了這位忠誠的將軍。

然後,在完全的沉默中,他逐一擁抱了離開的每一位軍官,隨後,他們便各奔前程。在8年浴血奮斗結束時的這一戲劇性舉動顯示了華盛頓希望擺脫沖突建設和諧的本能意願,以及他善于看到他人功績與價值的能力。

數十年後,華盛頓在卸任總統時表示︰“美德或曰道德是政府受人民擁護的必要源泉,此乃強大真理也。”而他的言辭也正是他早年行動的體現︰民主實體的成功仰賴願意給予他人應有的所得、放棄某些對自我和權力的要求。華盛頓相信,保持民主共和政體的首要條件是個人的謹慎理性基礎。當提到人民總體時,華盛頓將這種素質從根本上稱之為“開明的觀念”和“國家的道德”。借助在離任時向美國人民展現道德和理性的威望,華盛頓希望以榜樣的力量使後人做到將責任置于個人意向之上。通過在任時限制自己的行為與特權並不以專制手段對待矛盾沖突,華盛頓表明,他希望將真正的民主留給後人,而不是重返傳統的專制政體。他拒絕參選連任第三任總統使這一點得到牢固確立。華盛頓1796年的引退意味著美國人民權力的崛起。繼續遵循總統兩任期限的先例(現已由憲法修正案落實)象征著繼續對于人民權力的肯定。

【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是密歇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主要教研領域為政治哲學、美國政府學、法理學。他在學術休假期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詹姆斯-麥迪遜項目(James Madison Program, Department of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擔任客座研究員,從事對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論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的翻譯。他的著作包括︰《喬治-華盛頓文集》(George Washington: A Collection)和《思考習慣︰促進高等教育的普及與優質》(Habits of Mind: Fostering Access and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與卡蘿爾-艾倫[Carol M. Allen]合著)。】



--原載︰《美國參考》,2011-07-19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publication/2011/07/20110719151107x0.3174206.html#axzz1UZodBR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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