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對于文明的興替，甚為重要。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的《歷史上的大暖化》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講述了出現于中世紀的溫暖期，如何一方面改善了歐洲農業生產、促成盛世，另一方面則為中國北方帶來了漫長的干旱，迫使蒙古的草原民族東征西討。然而，即使無人懷疑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最近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各國仍然一如所料，無法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達成任何協議。

找尋氣候變化的成因是科學家的工作，至于解釋人類何以會排放過量的溫室氣體，經濟學者卻有很好的理論框架。每人每天從事各種活動，都有機會直接、間接產生溫室氣體（亦即現時的所謂碳足印），要是這些溫室氣體對于環境或氣候帶來負面的影響，就會造成所謂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人與人之間接觸頻繁，產生界外效應的情況可謂多不勝數，由交通擠塞至擾人清夢都與界外效應有關。不過，只要厘清日間的權利屬于制造噪音者、晚間的權利屬于免被滋擾者，噪音的界外效應便不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交易機制化解紛爭

厘清權利對于解決界外效應，不在于禁止某種行為，而在于促進交易，使資源能被有效利用。假如明天你有一個重要考試，而你的鄰居卻在享受私人影院帶來的震撼，清晰的權利並不代表結果你在日間必須忍讓。要是考試對于你的價值高于鄰居的享受，清晰的權利代表你們有一個很好的交易基礎即應由誰向誰購買權利。

界外效應由不完整的產權引起，正如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指出，無論最初的產權如何劃分，透過交易，資源最終都能被有效利用，並且消除界外效應。因此，只要清晰界定溫室氣體的排放權利，無論最初是如何分配（即使是全部分配給非洲一個小國），最終都能使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處于合適水平。

問題在于，最初的產權劃分雖然不會影響資源最終達致最優分配（pareto optimal），但是對于利益分配卻有重大意義。正因如此，哥本哈根其中一個難以達成的共識，就是這個由無到有的產權劃分。要是現時大部分國家都是處于近似的發展水平，由于不同的分配方法對于各國的利益分配大致相同，可以想像談判進程必然順利得多。相反，由于實際上各國發展水平參差，于是排放量究竟應以國家還是人均計算、是否應把過去的排放累積計算，便成為重要分歧。

可況，即使達成協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于適量水平，可能對于各方有利，但一國無論在別國承諾減排與否的情況下，都能以不許承諾獲得較大利益。不難發現，這樣使減排談判陷于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

經濟分析說明應對氣候變化的前景並不樂觀，而現時處理環保問題的邏輯愈趨簡單，更加會為環保帶來傷害。

氣候變化引致降雨減少，早前天文台台長有感而發，呼吁港人以少肉多菜支持環保。原因是生產一公斤的牛肉需要用水一萬五千公升，較生產一公斤疏菜多出七倍多。

這種比較，似乎言之成理，不過，實際上就像比較生產一公斤黃金跟一公斤石磚的成本一樣，存在很大謬誤。不理口味取向，食物的基本作用是為人類提供能量。菜肉的種類繁多，根據食物安全中心的資料，一公斤的葉菜大約提供一萬至三萬卡路里，而牛肉大約是二十萬至三十萬卡路里。換句話說，進食疏菜能以每公升用水換成五至十五倍的卡路里，進食牛肉則能以每公升用水換成十三至二十倍的卡路里。如此看來，吃肉的用水效益似乎還要較大。

環保理論水平參差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簡化的計算，其中存在很多變數。事實上，在李維特（Steven D. Levitt）與杜柏納（Stephen J. Dubner）的新作Superfreakonomics之中，便有提及牛只排放的溫室氣體－－甲烷（methane）較汽車排出的二氧化碳還要嚴重。由此可見，少肉的飲食習慣確實可能有助減少排放溫室氣體。

天文台台長的呼吁可能是正確的，然而，以同等重量的疏菜和牛肉的用水量作比較的邏輯卻明顯錯誤。正當環保議題日漸成為焦點之時，各式各樣的呼吁和建議同樣充斥。粗疏的建議不單可能對于解決環境問題徒勞無功，枉費有心人士的一番心機，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改變個人行為而使環境問題惡化。

毫無疑問，環境變化由始至終影響人類文明。正因如此，相關分析必須嚴謹。獅子山學會認為，對于人類行為與環境變化關系的研究，固然必須客觀嚴謹，避免出現如“氣候門”般事件，傷害相關研究和學者的公信力，同樣重要的是，保護環境的各種建議亦應以相同態度處理，不應依賴直觀和粗疏的邏輯。



－－原載︰《信報》，2009-12-30
http://lionrock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