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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義和團運動與現代極權主義(一)“非基運動”是文化義和團運動

作者:任不寐
2007-08-22 22:32:32
發表評論 [1] 推薦本文 簡體


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關于義和團運動似乎已經取得了廣泛共識,他們把瘋狂、愚昧、極端民族主義、暴力激進主義等判詞基本恰當地放在了那些與政府互相利用反對洋人、特別是反對基督教的農民身上。然而,正是批判農民義和團運動的這些知識分子,20年之後,發起了一場目的大同小異的文化義和團運動,這就是“非基運動”。這場運動為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提供的全部思想淵源,它先使國民黨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孫中山領導的民主理想,轉為軍事獨裁政黨,後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開闢了文化道路。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贏得了懲罰,其後在台灣,特別是在大陸,這些非基運動的主干或其繼承人,當他們瘋狂、愚昧、極端、暴力地趕走上帝之後,自身首先淪為愷撒任意踐踏的文字奴隸。

一、“非基運動”是文化義和團運動

“非基運動”爆發的直接導火線是︰“世界基督教運動聯盟”大會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華大學的召開第一屆大會,由穆(John R-Mott)主持,有32個國家的146名代表參加。會前北大、清華學生于3月19日就發表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揭開“非基督教運動”序幕。該宣言宣稱︰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這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面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而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因此,“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的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宣言最後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槍”︰“我們怎能不起而反對!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國共兩黨知名文人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77人聯名《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通電抗議學聯大會在清華大學召開,並宣稱︰“我們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于人類社會十倍于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同期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發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謬》,影響巨大。而 4月4日,共產黨人李大釗、鄧中夏等12人在《晨報》發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聲援學生。4月9日,在北大舉行了反宗教大會,會上宣讀蔡元培的演說詞,要求宗教和教育分離。非基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無興奮地總結說︰“長達6年的非基運動,把全國青年學生和知識精英都動員起來了,他們在科學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社會思潮影響下……全國幾乎所有有影響的黨派和團體,如共產黨、國民黨、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以及許多著名學者、社會名流、知識精英都參與了對基督教的批評。” 就象前面的名單所顯示的那樣,反對宗教的態度不是“無產階級作家”特有的,它是整個時代的共同觀點。“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青年接受西方反宗教作品,如笛卡爾、伏爾泰、孔德、達爾文的著作,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來自西方的學者則熱衷于成為杜威和羅素的學生。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科學家王星拱認為︰宗教障礙科學發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胡適相信只有科學方法才是探索和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科學萬能而非上帝萬能。”事實當時是進化論領導一切,因此達爾文戰勝了宗教,而胡適和陳獨秀聯合起來有戰勝了達爾文。

“非基運動”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已經開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李大釗、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幾名重要成員︰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執委會建議開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員,但遭遇到田漢等人反對而未果。1921年他們信詢巴黎一些知名教會,討教中國是否需要宗教。歷史學家葛蘭言、小說家巴巴塞等人答復︰說宗教對原始人也許需要,但對現代人已經全然不需要了,現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學,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國》雜志出了3期“宗教問題號”專刊,“形成了新文化運動以來討論宗教的第一次熱潮。” 在這里“堅定的無神論者”惲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釗一樣不可忽視,這位作者先後發表了《新無神論》(1915)、《懷疑論》(1915)、《論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觀》(1921年)、《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這些文章中他斷定︰“今日已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為過去之物”。他特別激烈批判了教會在華教育︰“多一個基督教徒,便是多一個洋奴。”因此,“一切對于中國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國人自由辦理。”

非基運動得到廣泛支持不僅歸功于于進化論迷信,也得益于民族主義思潮對心靈的佔有。進化論和民族主義提供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義前者提供了科學合法性,後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為如此,非基運動是和“收回教育權運動”聯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長範源濂反對教會學校強迫學生做禮拜和讀《聖經》,因此,非基運動“政府成為最早的推動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中,蔡元培和胡適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離”的目標。1923年10月,“少年中國學會”重要領導人余家菊在《中華教育界》雜志上發表《教會教育問題》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權”的口號。1924年4月22日廣州“聖三一事件”使運動從知識界變成民眾運動。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創辦的《中國青年》和國民黨在廣州創辦的《民國日報》及副刊《覺悟》連篇累牘地發表大量文章支持學生。同年8月,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號召關閉所有外國在中國的學校,由中國政府控制全部國民教育。12月25日,廣州學生在廣東大學(中山大學)集會,听取了國民黨元老校長鄒魯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廖仲凱的演講,兩人尖銳抨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聯系和教會學校對中國的危害。同時在長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現反對教會學校的風潮。1925年發生了“五卅運動”和“聖約翰大學事件”,使“收回教育權運動”進一步擴大化和激進化。當時廣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權運動”。在北伐戰爭期間,運動繼續高漲,幾乎所有的南方教會大學都出現了罷課和抗議活動,相當部分教會學校暫時停辦,大批外籍教員撤離中國。1927年國民黨取得政權後為了穩定局勢,強化了對教會學校的管理,如減少宗教類課程、教會學校要向中國政府備案、增加中國人在教會學校教職員中的比例等。

有人總結說︰“收回教育權運動是中國人民和政府反對外國教會對中國教育主權侵奪的一場帶有民族意識覺醒性質的正義運動,其發起人和領導者主要是資產階級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以及廣大工農群眾也積極支持了這場運動。”這一總結從事實判斷上大體是不錯的。但我們也可以對這一事實做這樣的闡述︰當時而幾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這一運動,惟恐追之不及,向來文人相輕、黨爭慘烈的中國政治文化舞台上,終于出現了空前絕後的大團結。這是一個奇跡。不過這個奇跡表面上是通過向強大的帝國主義咆哮來完成的,而實際上是通過向軟弱無力的在華教會扔石頭來實現的。這一壯舉事實上也是知識分子發揚了“站在大多數人一邊”這一實用主義傳統的結果。不過這一奇跡並不徹底,就在幾乎所有的知識精英喪失獨立性的非基大潮中,就在基督教知識分子也被迫發動“自立運動”和“本色化”運動以馴服于多數暴政的時候,北京大學周作人、錢玄同等五位教授發表了《主張信教自由宣言》,他們堅持信仰自由原則反對非基運動。這五位知識分子捍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榮譽,盡管他們的態度因恐懼是有調和傾向的。

陳獨秀在“非基運動”中態度變化特別具有代表性,它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求真”和“求善”兩大問題上的尷尬處境,也說明了在戰爭狀態中知識分子追求真理所能達到的高度。陳獨秀1920年發表了《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它應該為這位學者贏得更多尊重“凡是社會上有許多人相信的事體,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會上也必然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基督教的問題,是中國社會應該研究的重大問題,我盼望我們青年不要隨著不懂事的老輩閉起眼楮瞎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上敗壞了。基督教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我們“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支配中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來的倫理的道義。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臘以來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與愛的情感。這兩種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質的精神沖動。……中國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這正是中國人墮落底根由。……社會上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替代那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盡管陳把美育和宗教混同在一起表示重視,但他關于宗教的看法是難得可貴的。他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說︰“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更引人矚目的是,他對包括庚子教難在內的非基運動作出了客觀的評價︰(這些事件)“平心而論,實在是中國人底錯處多,外國人底錯處不過一兩樣。他們這一兩樣錯處,差不多已經改去了……我們中國人回顧以前的歷史,實在是慚愧。我盼望尊聖衛道的先生們總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橫蠻!”(《基督教與中國人》)。當然,陳獨秀不是唯一對近代教案說公道的話的人,另有人在評價1870年天津教案是說︰“那次教案之起因完全是由于我國之迷信過深,我國人始終未能明了教會中人對中國所作出的貢獻,以致一般民眾都會相信教會中人領去收養的孩子其實都是騙了去挖眼珠以供藥用和宗教禮節之用的誣陷之詞。這種胡說甚至遠傳至廣州。這種謠言在天津越傳越廣,以致中國人民大為憤怒,頓時集成暴眾焚毀和搗毀了許多所教堂、醫院和孤兒院,並殺害了好幾個女教士。”(容尚謙︰《創辦出洋局及官學生之歷史》,1939年)事實上陳不僅為自己挽回了榮譽,也為民族挽回了榮譽。但遺憾的是,隨著20年代非基運動愈演愈烈,他開始轉變同情宗教的立場。1922年他”開始用唯物史觀解釋宗教起因”,但仍較為平和。他的疑惑是屬于神正論方面的疑惑︰“一切世界人類,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為什麼又要造許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卻又養育了許多亂世的元素,這又何苦呢!”(《宗教問題》)那時他還主張宗教討論學術化,反對用群眾運動“掃蕩”宗教,只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主張收回“教育權”。 但正如我們看到的,他最後開始接近李大釗等激進派的思想,並站到了“非基運動”的前沿。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精神悲劇。

在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聯合反對基督教的同時,宗教界似乎更多地反對前者,要求尊重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和家庭生活,同時反對民族主義,這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卻沒有被胡適一派所注意的現象。早在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篤十五世發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諭,宣布民族主義是天主教教育信仰傳播的最大障礙。另一方面,當時傳教士普遍認為共產主義是基督教的大敵。有傳教士說《但以理書》中巨人的半鐵半泥腳就是工農聯盟,將來要被砸碎;《啟示錄》中的蝗蟲和紅馬就是轟炸機和共產黨,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殺戮。更重要的是,是教會最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取代宗教所造成的人類危機,並預言了烏托邦運動的災難性前景。美國傳教士龔斯德在《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一書中說︰“要勝過共產主義,唯一的方法,乃是基督教的天國,先入為主。”“中國的前途,是建築在基督教的基礎上呢,還是建築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在中國,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競爭,其影響所及,約佔人類的四分之一。……我們必須要天國主義去對抗共產主義,超過他們的主義。”也許正因為這一認識,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1946年7月任駐華大使。1948年全國協進會發表《致全國信徒書》,稱“教會不願承認任何政治制度是絕對的和永不錯誤的。” 基督教“承認每個人有絕對的價值,教會應當對剝奪人自由的政治行動提出抗議,對犧牲個人以維護階級利益的任何殘暴提出反抗。”,這里,教會幾乎說出了“當代自由主義”的全部經典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內戰爆發之後,美國加緊了在華傳教的努力,如19481949年美國增派大量傳教士,“以使中國社會增加與共產主義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華聖經公會1949年動用了12架次飛機,將總重100噸的聖經運往即將解放的華中和西南地區。為了便于分散隱蔽,傳教士提出教會的中心由城市轉入農村,教會進入家庭這事實上是“家庭教會”產生的最早根據。

也許正因為如此,徹底實現“非基運動”目標是在1949年以後。1950年5月北京、天津部分新教人士拜訪了周恩來,提出發起“三自革新運動”(後改為“三自愛國運動”)。隨後吳耀宗負責起草《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文件(“三自宣言”),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登載了該宣言及1500多人的簽名名單。19511953年,中國公安部把外國傳教士陸續遞解出境。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吳耀宗任主席,吳貽芳等為副主席。1950年四川廣元天主教神甫王良佐等500余天主教徒發表《廣元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各地“紛紛響應”。1957年中國天主教在北京召開第一代表會議,通過《堅決擺脫梵蒂岡的控制,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決議,“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皮漱石為主席,李維光等8人為副主席。1949年後,梵蒂岡不承認中國政府。公使黎培理在南京反對無神論,1951年9月4日,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將其驅逐出境。1952年梵蒂岡與台灣建立外交關系。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公函《開端,我們切願聲明》,稱中國發生教難,要求中國信徒信從羅馬。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護十二世《致中國天主教會通諭》,譴責中國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與此同時上海主教龔品梅發言“反對總路線”,他說“政府號召總路線,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要建設一個人間天堂。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暫時的,社會主義是不會實現的,我們不能擁護總路線。”1953年全國逮捕數十起天主教“間諜案”。1955年龔品梅在上海被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被摧毀”,“許多教友都起來紛紛揭發以他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種種罪行(1951年控訴運動)”(《中國天主教簡史》)。官方學者接著說︰此後,中國教會“在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上邁進”,但這位作者沒有告訴我們,在“三自運動”中,在“鎮反”、“反右”和“文革”中,以及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改革年代的恢復中,那些“宗教愛國人士”和“不愛國宗教人士”是如何邁進監獄和勞改營的。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宗教歷史一直空缺,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基督教史上的一個巨大遺憾。

“非基運動”到這里取得了徹底勝利︰政治取代了宗教。但與此同時,制度主義也葬送了自身公正和自由同時喪失。換句話說,“非基運動”最大的政治後果是消滅宗教的同時也消滅了自由。但結果是政治激進主義歸來,威權主義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因此也許這個時代要對其後的無神論專政負責︰“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反求著釋放一個凶手給你們”(Act 3:14)中國人民自己爭取到了專制,也許不該抱怨。 【未完】



--原載︰《觀察》,2005-07-23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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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布者:与光和暗同灭  2007-08-25 16:01:28  

中国走上邪恶,除了精英统治阶级,就是这帮有话语权的所谓知识人士出得大力了。

从上面的文章,可以看见中国的学生学知识分子阶级是如何选择恶,并走上邪路。也直接导致中国的共产化。中国走上邪恶,除了精英统治阶级,就是这帮有话语权的所谓知识人士出得大力了,而普通的民众,多少是被挟持和做了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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